我所經歷的戰後台灣及其教育─李英妹
我所經歷的戰後台灣及其教育[1]
李英妹原作、口述
李淑珍編譯、採訪
日治時期台北師範學校女子部校友
就讀本校的回憶
我生於昭和三年（民國十七年）
我唸的「小學校」很小，只有四班。當年只有「國語家庭」的子弟才能去考小學（編按：一般台灣人是讀「公學校」），但每班一定有一個「番人」（原住民）。我小學畢業後考上新竹高等女學校，和日本人相比，台灣人進入該校的比率大約是1:17。當時正逢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一邊讀書，還要一邊挖防空壕、接受軍事訓練、參與修築新竹機場。
在女學校讀了四年，畢業後到台北師範學校的禮堂參加女子部口試（因戰爭已經擴大，所以那時只有口試，沒有筆試），我還記得大禮堂的地板很滑。我讀的女子部「本科」，所收學生為高女畢業程度，入學後要讀三年才能畢業，因為要求較高，所以一班大約只有一個台灣學生。至於「講習科」則只要讀一年即可，所以「講習科」的入學率比較高。日本學生入學也要考試，她們大多來自島內，家長不是在台灣做官、就是做生意，很少是從日本內地直接來的。進入本校，一班學生大概35人左右，男、女老師都有，不過女老師比較多。大部分老師都是日本籍，但是也有教漢文的台灣老師。
四月開學，沒有課本，也沒有辦法專心上課。戰爭愈來愈激烈，不知敵軍要登陸台灣還是沖繩，大家人心惶惶﹐聽到空襲警報就要躲到防空壕去。防空壕是各班自己挖的，裡面很潮溼，蚊子很多，每次要進去時都很害怕，擔心染上瘧疾。為了驅蚊，漢
才上學約一個月，因為經常出入防空壕，使我染上瘧疾，發燒到四十度，父親便把我帶回鄉下休養。這時，男生都去當兵了，女生要擔起教育下一代的工作，責任重大，學校已經準備將女子部疏散到台中州的雙冬國民學校（由於年輕的男老師也去當兵了，帶隊的大多是女老師和年長的男老師）。 五月底，在出發前夕，台北遭到大空襲，學校和附近重要建築物都被炸毀，滿目瘡痍，慘不忍睹。
鹽澤亮〈雙冬疏散學園繪卷〉：師範被爆圖
我回家養病不久，接到學校通知，要我去雙冬復學。我便收拾行李，開始生平第一次單獨旅行，從新竹搭軍車到台中，再拿著地圖，從台中走到南投，花了三天兩夜才到。那時治安很好，所以沒有安全上的顧慮。
鹽澤亮〈雙冬疏散學園繪卷〉：雙冬附近的火炎山
我們三百五十多位女學生，從五月到十二月，在雙冬待了八個月的時間。關於在疏散學園的生活，可以參照鹽澤亮老師所繪〈雙冬疏散學園繪卷〉（又名〈從台中雙冬疏散學校到內地復員〉），以及我所寫的〈雙冬疏散學園的回憶〉，此處不贅。[2] 在雙冬的生活，凡事自己來，東西也要儘量克難利用。當時不以為苦，後來回想才覺得很辛苦，但也因此學會忍耐，此後更能刻苦耐勞。
鹽澤亮〈雙冬疏散學園繪卷〉：各室輪流炊飯及搬運飯菜
兵荒馬亂的戰後台灣
大戰結束後不久，父親受日本上司召喚而突然調往台北，我們一家也因之從苗栗搬到台北。當時姊姊從數百人中脫穎而出、考上省政府公務人員，成為唯一一位錄取的女性，她和父親先行北上，接受訓練。不久之後，母親和我們整理好家當，也搭火車抵達台北，父親前來迎接。新家在公館，卻沒有車子開往該地。慣於行軍的父親，主張步行前往，可是行李和年幼的孩子怎麼辦？正不知如何是好時，一輛馬車過來，詢問：「要搭車嗎？」我們大喜過望，欣然上車。
到公館的路程漫長又混亂，在途中聊天時，聽說馬車駕駛竟然是第一高女的校長先生，令我大吃一驚。「校長先生怎麼會……」後來聽父親說起，才知道終戰後的日本人處境十分艱辛：他們變賣家當才能維持生活，並要做歸國的準備。當時我也從雙冬的「疏散學園」歸來，家人也因戰後職務調動、日本人撤退，而飽受擾攘不安之苦。我們常說的「支那兵」的敵人即將到來，未來命運將會如何？我充滿緊張與不安。
鹽澤亮〈雙冬疏散學園繪卷〉：日本人拍賣家產，
鹽澤亮〈雙冬疏散學園繪卷〉：日本人歸國之前，在碼頭接受行李檢查
公館的住處，據說是總務長官戰時疏散所居，位於蟾蜍山山腰上，舒適而堅固。可是，住進去那一晚，就聽到下方不時傳來槍響，原因不明，令我們一整夜擔驚受怕。翌日早晨偷偷往下張望，才知道下面是日本軍隊的駐紮地，昨晚他們就是為了保護軍需品，而與前來掠奪的當地流氓打了起來。那時我們對環境不熟，兼以交通和治安均極為惡劣，因此不久我們又搬了家，遷居到大安十
大安二條通有許多深宅大院，住的都是日本籍的大學教授和富豪名人。只是他們大多數陸續返回日本，只有少數人被中國政府留用，非常低調地繼續住在這裡。我家前面住的是台大農學院的水戶野教授，他與其父母分住兩間房子；但因環境混亂，教授無法安心，他和我的雙親用日語商量之後，教授就搬去和父母同住，我們則住到教授家去，兩間房子之間的走廊維持不變。也就是說，來台北短短時間內，我們就搬了三次家。後來我們向政府買下這棟一百多坪的房子、居住至今，而那位教授返回日本之後，也曾數度來訪。
我家四周，陸續住進從大陸來的高官顯宦，包括中央銀行總裁、國防部部長、報社社長等大人物。他們家門前都站著衛兵，似乎警戒森嚴；可是，某日有強盜侵入銀行總裁家，衛兵卻毫不管用。當天總裁家人全部外出，只留下一位歐巴桑看家，父親聽到她哭叫的聲音，十分奇怪，就叫我們拿起臉盆敲敲打打，警告強盜，可是強盜竟然不為所動。最後父親大喝：「快拿槍來！」聽到這個聲音，四個強盜才把他們好不容易抬上牆的笨重箱子放下，落荒而逃。父親追強盜回來後，鄰居們才紛紛出來，大喊：「強盜在哪裡？在哪裡？看到就宰了你！」他們都持著手槍，只有我們家連一枝手槍也沒有。現在回想，我們的行動也太冒險了。在這件事之後，鄰居們看到我們都會打招呼問好。
復學四個月：男女共學趣事
在動盪不安的日子裡，學校復學了。日治時代「台北師範」台灣籍的學生，在戰後剩下大約二百餘人，其中有女生八名（二年級生一人、一年級生七人），要在全是男生的學校混合上學，十分困難。可是新成立的「省立台北女子師範學校」（使用「台北師範女子部」舊址，亦即以前「台北第一師範」校舍），校長任培道卻以我們的中文程度不足為由，要求我們降級才能入學。我們全體向「省立台北師範學校」（編按：日治時期台北第二師範，今國立台北教大）的校長唐守謙陳情，他要我們去和教育廳的人說。我們拿出別人代筆的信，說明「我們想要留在舊學校」，以當時能使用的少數中文字彙和官員談判，不斷說：「好不好？好不好？……」現在回想起來，十分可笑。唐校長請示上司之後，很高興地說：「你們可以留下來。」六張犁校舍就成為台灣最早的男女共學學校。
那時候堀川（瑠公圳）人煙稀少，父親總是陪我一同騎腳踏車，送我上學後，他再到南門的辦公室上班。現在回想，非常感激父親當年的辛勞。從學校回家的路上，在堀川的另一側車道上（今大安森林公園），有中國來的幾個師團的軍隊駐紮。那裡住著一位會講日語的將軍，只要看到我和同學們，就舉手想要和我們說話，嚇得我們加快車速拼命駛離。後來知道，他就是有名的張群將軍。我想，來到陌生的台灣，他可能想和我們這些學生接近、交交朋友吧。
儘管言語不通，但這段短暫的學生生涯還是有許多有趣的回憶。新式的中國教育開始了，可是會說北京話的人只有三四個。因為聽不懂，所以每當老師點名，總會有三四個人同時站起來，喊：「有！」，又同時坐下，老師也只是笑一笑，不以為忤。除了每週規定寫書法、學國文之外，有些日本老師還在，教我們在疏散地沒有學的體操和音樂。從那時起，我開始憧憬成為一位老師。
一天早上，老師命我擔任領隊（類似班長），因為我不知道該怎麼做，就向男生請教，不料卻被他罵一頓：「你既不會講北京話，又不會講台灣話，不能接這份工作！」我哭著向教官請辭：「我不會做！」，夾雜著台語向他說明原委。老師說：「我會幫你，不要煩惱」，最後，還是在老師的幫助之下，完成了這個任務。
愉快的四個月學習結束了，即將畢業考試。男生慫恿我們：「老師比較喜歡女生，你們去打聽一下考題吧。」我們去了，老師果然說：「女生可以有特別待遇，」便把考題告訴我們。他還交代：「可不能讓男生知道喔！」殊不知，正是男生要我們來打聽的啊！回去之後，大家研究了題目，到了考試當天，有好幾個人的答案都是相同的。真不知老師批改到同樣作文內容的考卷時，會作何感想？經過種種酸甜苦辣，大家終於都平安無事的畢業了，開始出社會，活躍於各個角落。
只是，無法流利地說北京話，一直令我耿耿於懷。因此，當學校打算保送我到台大或師大進修時，我因缺乏自信而放棄了這個機會，現在想想，殊為可惜。
初為人師，全力以赴
從學校畢業後，我到家附近的幸安國民學校（以前的「幸小學校」）服務。第一天到校時，雖然拼命準備好了初見面的問候語，但是因為太過緊張，支支吾吾幾句就草草下台了。參觀校舍之後，回到教師休息室，資深女老師向我們傳授身為女性的教養、化妝等事宜，令我印象深刻。
校園一半是大同中學，一半是幸安國民學校，二個學校共用同一個校區。當時仍舊殘留著日本教育，所以暫時以日語和台語混合上課。我為了要早一些學會北京話，教學之餘，只要有空就會去參加講習會，學習發音、文法、作文，第二天馬上教學生，現學現賣。寫文章的時候，因為接續詞、形容詞很難，令我傷透腦筋。我教的是五年級，上家事課教她們基礎裁縫。在缺乏材料的時代，廢物利用，用手縫製簡單的上衣，又教她們做我在女學校所學的點心「寒天」，女學生都很喜歡。雖然當時的教育還未完全上軌道，但還算是開放的。
最早的夏季森林學校（按：夏令營）舉辦時，我也有機會參加。夏季森林學校的成員包括：經過挑選的學生和教員，教育局、市政府官員，以及兩位醫生和護士。大家一同上課、運動、繪畫，其樂融融。怕孩子們睡姿不好、踢被著涼，半夜我多次起來，為他們蓋好棉被；擔心他們白天活動受傷，我每天細心注意照拂。我深切體認到：所謂「教育兒童殊非易事，要有責任感、保持和顏悅色」之類經驗談，是千真萬確的。這也是我很大的收穫。
由於母校希望我回到附小（按：今國北教大附小）任教，民國三十七年八月我到轉到附小任教。在一百多位教員中，台灣人只有七位（五位男老師，二位女老師）。外省老師的習慣、生活方式都和我們不同，所說方言也南腔北調，讓我聽得一頭霧水。我多半是追在台灣人前輩的後面，向他們請益。
被指派教一年級的我，也像孩子一般從頭開始學起。從注音符號開始，注意每個字的嘴形，把紙放在嘴邊，練習發出鼻音的呼吸的方法。注音符號由二十一個聲母、十六個韻母組成，再加上結合韻母二十二音和四聲，非得正確地傳授學生不可。我整整花了一個月的時間，每天練習。以後一找到機會，也配合教科書不斷練習。
當時有考試入學的制度，班上學生不乏名流子弟。他們的家長對台灣的教育一無所知，既擔心又好奇，所以會從家裡帶椅子來，坐在教室裡學生桌子的後面，參觀老師上課。一班學生有三十到三十五人，或坐或站的家長，就多達二十人左右，使初來乍到的我非常緊張。還好，家長們都很有教養，溫和而善解人意，從來不會惡言指責。反倒是當我不會使用成語時，他們會在休息時間說：「老師，請過來一下」，趁別人不注意，把我拉到一旁指點，令我非常感激。有的家長和小孩一起上課，當孩子答不出問題時，父母代替孩子回答，也看到有的家長互相教導。在這個過渡時期，大家都想早一點融入台灣的教育現狀吧。
從日本式教育過渡到中國式教育
那時候的學校教育方針，還延續著日本時代，也有學藝會和運動會。毫無舞蹈基礎的我，必須負起重任，配合音樂編舞，因此曾向當時的名人蔡瑞月、李彩娥等請教。從一年級到六年級的團體舞，都由我負責，現在回想，真是捏一把冷汗。或許當時因為年輕，才能如此全力以赴。
漸漸地，教育步上了中國式的軌道。一年級的新生入學時，如同一張白紙，慢慢在上面添加文字、色彩。看到孩子們的進步，是我最快樂的事情。我發自真心地認真教學，而家長也放心把孩子託付給學校。
一年級有個實驗班，我和專攻
各種教學研究陸續展開，從大
師範學校的學生常常來校參觀或實習，隨時都不能出錯丟臉，因此教材、心理都要有準備，學生也要好好訓練才行。因為學生還小，當許多訪客來到時，有的孩子一高興起來就會有「人來瘋」，如何臨機應變，令我非常頭痛。開始教室佈置時，我們以動物和花朵為低年級的教室命名，再依照教室的名稱來裝飾。大家的想像力都很豐富，也請美術老師來幫忙，美麗整潔的教室陸續佈置完成，令我很感動。來附小參觀的學校很多，本校老師的做法很快傳到各校，各校會再加上自己的創意，創造出不同的校園和教室氣氛。直到今天，每當看到像我們過去那樣裝飾的學校或幼稚園時，我都會想：那是從我們附小開始的。
我們也很注重衛生方面，每天都檢查孩子的手及指甲，眼睛也做砂眼的預防和治療，每天填表登記是否塗盤尼西林軟膏。我也記得，當時師生每年都要做牙齒的檢查與治療。
當時阿里山、日月潭等地，仍相當原始，每年教職員都會到名勝古蹟旅行。我在女學校唸書時，因為戰爭的關係，無法旅行，所以這段時期和教職員的出遊令我印象深刻。當時的高雄，從火車站到愛河之間幾乎都沒有建築物；而獅頭山也和今日完全不同，非常莊嚴。現在這些地方已經完全人工化，景物全非，令我感到失落。當時從中國來的人，固然對台灣各地風景感到希罕，即使是台灣人自己，因為很少旅行，也對這些地方覺得新奇呢。
當時我年輕力壯，又受日本教育，把教育當作自己的責任，認真教學。學不會的學生，就把他們留在學校，教導到會為止。有些家長無暇照顧學生，給我補習費，金額是我的薪水的兩倍，令我大吃一驚。家長視此為理所當然，我卻以這是職責所在，予以婉拒。後來學校制度改變，學區內也有一般學生入學就讀，不管家長身分高低，我不奉承諂媚，對孩子的優點及缺點所在，都誠實以告。所以家長告訴我，他們對我很放心。
願來生重圓教師夢
我在教書之餘，也去
我二十六歲結婚，二十七歲生子。有了孩子，感到育兒的辛苦和為人母的責任。誠如外子所說：「若把別人的孩子培養成模範生，而自己的孩子卻不成材，那也沒有意義。」所以，結婚兩年之後，我在民國四十四年七月辭去了教職。
接下來，沒有想到我們會搬到高雄。因為兄長的關係，外子也離開教職，轉業從商，每日忙得不可開交。我母兼父職，全心全意地照顧四個孩子。雖然經歷了人生種種風浪，孩子們也不是特別出人頭地，但他們平凡而正直，個個聽話。外子臨終前對我說：孩子們教得很好，「我對孩子們，沒有什麼可批評抱怨的。」讓我感到我的付出是值得的。
回顧當年，即使是女兒，家父也讓我們自由求學，希望我們出社會時，無論遭遇什麼事，都能獨當一面。我們幾個孩子都取得了教師的資格，但都沒有教到退休，就進入了家庭。現在回想起來，十分懷念那時候的教員生活。
如果有人問我，下輩子想當什麼？我想我會回答：「當小學一、二年級的老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