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到主要內容區

公共系齊力老師專訪

公共系 齊力 老師專訪

image

訪問者︰公共一林育綺、曹容瑛、林宜瑩

  

 

 

 

一、 齊力 老師簡介

主要學歷

 

畢肄業學校

國別

主修學門系所

學位

起訖年月

東海大學

中華民國

社會學

博士

1982/9-1990/6

國立臺灣大學

中華民國

社會學

碩士

1977/9-1980/6

國立臺灣大學

中華民國

社會學

學士

1971/9-1975/6

 

 

 

 

 

 

 

專長

1.   社會學

2.  社會學研究法

3. 家庭社會學

4. 偏差行為研究

5.  人口學

6.  教育社會學

.       

.       

 

 

 

 

 

 

 

 

 

 

  

 

經歷:

台北市立教育大學

社會科教育學系

副教授兼圖書館館長

2006/1/2-2006/7/31

台北市立教育大學

社會科教育學系

副教授

2005/8-2006/1/1 

台北市立師範學院

社會科教育學系

副教授

2003/8-2005/7

南華大學

應用社會學系

副教授

1998/8-2003/7

南華大學

教育發展委員會

主任委員

2001/8-2002/7

南華大學

社會學研究所

副教授兼所長

1999/8-2000/7

南華大學

應用社會學系

副教授兼系主任

1998/8-2001/7

南華管理學院

教育社會學研究所

副教授兼所長

1998/8-1999/7

南華管理學院

教育社會學研究所

副教授

1997/9-1998/7

中央研究院

社會學研究所籌備處

助研究員

1995/7-1997/9

中央研究院

民族學研究所

助研究員

1993/4-1995/7

中央研究院

調查研究工作室

副主任

1994/1-1997/9

臺灣省家庭計畫研究所

研究計畫組

副研究員

1980/8-1993/4

 

 

 

 

 

 

 

二、訪問內容

  

 

 

老師感謝您接受我們校史口述歷史的訪問,希望接下來我們可以訪問得很順利,現在我們就開始進行我們訪問。

問:首先,宜瑩在老師的網站上看到,您在還未進到學校當老師時,曾經在中研院和一些地方做研究,那後來是什麼樣的原因,讓您想要進入大學,而沒有繼續在那地方工作?

答:嗯!我想我講坦白話,我從中研院到大學裡頭任教,這沒有什麼積極的理由,是屬於比較消極的理由,是因為我在中研院的工作角色,調查研究工作室的副主任,這角色其實很多是處理行政雜務方面的,我希望從事比較純粹的學術性研究,那個角色實際上並不是純粹的學術性研究,我想尋找一個地方可以做學術性的研究工作,大學比較能提供這種環境,一個純粹做學術研究的地方。

問:我們在網路上看過,好像老師之前有在其他大學,好像是南華大學,為什麼老師之後會想來市北教?

答:坦白講,其實也是不怎麼積極的理由啦,是因為家庭的關係,因為我家在基隆,在中研院工作時,家人就搬到基隆來,但我人在嘉義,總共有六年的時間都是在那,時間久了就會覺得好像和家庭越來越疏離,我覺得這樣不好,而且,每到星期一,就要下嘉義,自己覺得很累,心理覺得疲倦,所以就決定調回台北來,最主要就是家人因素。

問:那時是剛好我們學校有開缺嗎?

答:對,是人家告訴我的,剛好有這機會。

問:所以,就直接來當社會學的老師?

答:對!

問:那來這邊您覺得比較好嗎?

答:嗯!對家庭和我自己的生活來說的確是好了很多,生活也變得比較安定,每天可以回家,這種感覺是比較好的。

問:那您到市北教是滿八年嗎?

答:六年,到夏天就滿六年

問:那您到市北教有什麼讓您覺得深刻的地方嗎?

答:這個學校最主要的特徵就是人少,又被包圍於一個市區裡頭,這樣的情況當然有好處也有壞處啦!好處是要到城市裡頭去參加活動非常方便;同時,也因為小,所以校園內就會感覺到生機蓬勃,因為常聚集在這空間裡頭,每天看到學生在操場打球,感覺到很有生命力,這是一個很好的感覺。但是,如果要講缺點的話,很可能同樣,小有小的好,也有小的不好,對於一個大學,會期待它能提供很多不同的空間,有各種各樣不同的活動,就這方面來說,我感覺是比較不好的地方,當然好處、壞處同樣都是因為它的小啦!(笑聲)

問:和之前您在其他待過的學校比起來,我們學校有沒有什麼讓您比較喜歡的部分?

答:比較喜歡的部分,嗯!我想有兩點,一個就是說,南華大學在聯考裡頭錄取分數比本校要來得低,它不是最差的私立學校,但畢竟是私立的學校,學生的平均素質和本校會有點差距,這是真實的情況。還有,本校是傳統的師範院校,師範院校我覺得有個特色,從好的一面來講,就是尊師重道、重視倫理,它有這種傳統。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任教,整體的感覺是很舒服的。但是,再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這樣的學校整體來說校風是比較保守的,保守不見得是壞事啦!但總之我們比較不容易看到那種自由派的學風。從我的觀點來說,這兩點大概是它的特色。如果一定要舉出一個極端的例子來突顯什麼叫做自由派學風,我們舉個例子來說,上次那個「野草莓運動」,我想我們學校雖然距離近,但是學生卻不太有人去參與,參與最多的,就我所知是台大社會系。當然這並不表示我喜歡這回事,只是我們這樣的學校,這種政治參與風氣並不是那麼盛。有時候那種自由派的行為讓人喜歡,但有時候也未必會讓人喜歡。

問:在您任教大學的過程中甚麼是令您感動的,又甚麼是令您難過的?

答:我想會讓人心裡有感動的地方,大概就是人際關係。人際關係可從兩方面來說,一面就是師生關係,不管是在南華或本校,從好的一面來說,有的時候會感到非常意外,能與學生建立起深厚的友誼。但是,從反面來說,同樣是師生關係,偶爾也會碰到兩種情形,一種情形就是,學生對於上課或課業顯得並不怎麼投入,很疏離,對課業的疏離;同時也會牽 連到對 老師的反應模式,投入的心力不夠。這是師生關係的部分。另外是師師關係,或是教職員之間的互動情況。教職員間的互動情形,以本校來說,就是剛剛提到的保守性,甚至更強烈點說,就是有點惰性。我舉一個小例子來說。我們長期以來一直希望這個大學能不能有一種類似沙龍的地方,就是比較精緻、可以互相討論、喝咖啡聊天的地方,那感覺很舒服的。一個大學如果有這種設施的話,感覺會比較好一點。但是,長期以來,這小小的要求也沒有辦法實現。不過,好像最近已經有改變,例如:我們的地餐現在是有改進了,那是不是很理想,這是見仁見智的。我希望能有更優雅、安靜,氣氛好的空間。

問:比如說我們最近的city cafe’城市咖啡座那種形式?

答:對對對!像那種就是一種很好的類型,我蠻喜歡的。

問:請問您關於在從事社會學領域和教育方面的部分,有什麼感想?也分享一下您對台灣教育的想法?

答:說到台灣教育,這是一個較大的題目,不曉得該從哪個角度切入。就我自己比較常思考的話題來說,這些年台灣有教改,在教改當中,有所謂的「人本教育」,在這方面我有比較多的想法。我覺得當前台灣所推動的人本教育,未必是沒有問題的,可能不盡妥善。這是我的感想。我覺得我們對這樣的一個議題缺少較深入的思考。我們社會中有些人主張提倡人本教育,但也有些人反對。但最重要的是,雙方都呈現各說各話,而沒有真正在意對方到底做了、說了些什麼,沒有表達自己的道理,做真正的對話。例如,我說了一些話後,你們再提出一些反駁,真正的對話,而不是各說各話,這樣深度不夠。這是我覺得比較遺憾的地方。我自己是學社會學的,我在社會學領域裡已經讀了將近四十年,說長不長,說短也不短。我很喜歡社會學,當然這有點老王賣瓜,自賣自誇。我認為社會學對我們的教育,以及社會都可以有些貢獻。但是有兩點,一個就是說,對其他的社會學領域以外的人,不太能夠領略社會學的相關性,不會去引用、去參考,或和社會學的人進行對話。我們從教師的領域來說,談教改談了很多,經常在開會討論,我從來沒有機會主動被邀請參與教改的研討會。對這樣的情形,我多少會覺得遺憾。不管怎麼說,我覺得社會學對許多事物是有其意義的。

問:您覺得為什麼教育和社會學會有那麼大的關聯?

答:嗯!最主要就是社會學的起源和工業化、資本主義的發展有密切的關係,尤其是工業化。在工業化過程中,出現了很多社會問題,例如:社會的迷亂。因此,出現了一些特定的人,開始對社會現象做出批判,這也就是社會學的源起。在一定程度上,教育改革的狀況和社會的脈動是息息相關的。在相當程度上,教育會有這樣那樣的改變,都是和社會環境有關,是緊緊相連的。對這個社會的結構、脈動,你如果掌握得不好,片面的只談教育問題,欠缺其他社會學觀念,我會覺得這樣是分割的、片面的。

問:所以老師您會想從事教育方面的研究嗎?

答:我對教育的研究其實有點算是誤打誤撞,因為我要找工作,才跑到教育社會學研究所,然後才開始研究教育的現象,在此之前都只是一些個人經歷。進入教育社會學研究所之後才深深覺得教育其實是跟社會相結合的,從教育社會學的角度來談教育現象其實也是非常重要的。

問:老師,感覺您對社會學有很強烈的認同,您當初在高中選填志願的過程是本來就要選社會學嗎?

答:坦白講,在我讀高中的時候根本不知道社會學是什麼。之所以把社會學排在較前面的志願,最主要是用消去法的方式。當時台大法學院只有五個系,商學、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法律等系。這是按錄取分數順序排下來的。但我自己覺得對商、對法都沒有興趣,也沒有條件搞政治,最後只有經濟學和社會學這兩個學科是我有興趣想念的,雖然不算是真正很清楚主要在上什麼,但還不致於排斥或是討厭它們,但當時是因錄取分數的關係進入社會學系。

問:老師您是進入社會學系後才變得很喜歡社會學的嗎?

答:對,是慢慢了解之後才喜歡。是等我已經讀了研究所之後,真正讀到了大師作品。在那之前多半是讀教科書,讀教科書跟讀大師的作品差異很大,讀教科書讀不出什麼味道出來。大學時讀大師的作品可能有讀沒有懂,到了研究所才真正讀出味道來。

問:接觸社會學之 後有對 老師您的價值觀產生影響嗎?

答:社會學裡常提到功能論、衝突論啦,從理論的角度會對事情有不同的看法。但話說回來,不管是偏功能論還是衝突論,都經常在審視社會的基礎結構,在審視社會的基礎結構時,就免不了對此結構產生批判、質疑,都會覺得說現存這樣的結構是不合理的,從功能論的角度就會覺得說,這樣的結構是有問題的。從衝突論的角度就更不用說了,一開始就設定這個結構是有問題的,裡頭一定存在著異化、剝削、鬥爭等等之類的。所以,社會學會去批判既存的社會結構,特別是制度結構。所以社會學者看不慣現存社會,這是一種典型的反應。

問:那會不會變得比較悲觀或消極?

答:像我的一個老師,他是台大社會系的開山祖師,這是近四十年前的事。他表示他是一個悲觀的學者,他也說哪個偉大的思想家不是偏向悲觀?但已經過了三十幾年了,若現在有人來問我說,老師您是不是一個很悲觀的人?說到最後,我覺得一個人悲觀不悲觀,其實跟他學的不一定有關,而是他的個性、心理狀態。一個人的生活如果是非常幸福的話,不管他是讀了什麼、寫了什麼、做了什麼樣的研究,他可能比較容易偏向樂觀,或者至少不是那麼悲觀;反過來講,若他的家庭、婚姻等等是比較不滿足的狀態,他很可能是一個比較悲觀的人。像我 那位 老師他是終身單身的人,我則是有一個較平順的家庭生活,所以我應該並不算是特別悲觀,但批判性還是有的。

問:在您還未念社會學之前會有批判的態度嗎?

答:其實是會。比如說我在青少年時期讀了不少柏楊的著作,他有一本書叫「醜陋的中國人」,這本書就是充滿批判性。我在讀初中時就讀了不少他的東西,難免會受他的思想影響,他對很多事情都看不慣,但我還不致於完全受他影響。讀了社會學之後批判是比較深刻的,對結構的的掌握會比較清楚,

問:所以老師是說一個人悲不悲觀是要看他的家庭背景、生活環境。就算他學的學科是比較樂觀的,但他寫的論文等等還是會比較悲觀嗎?

答:其實應該沒有一種學科本身就是悲觀的學科,它可能是比較批判的,但批判不見得悲觀。譬如說,馬克思是一個強烈的批判者,但其實馬克思是一個非常樂觀的人。我常常會提到馬克思和韋伯這兩個人,很明顯的,馬克思是一個樂觀者,韋伯是一個悲觀者,同樣都是社會學者,都對社會進行批判,但顯然馬克思就比韋伯要來得樂觀得多。簡單講,馬克思對當前的狀態是不滿意的,而且可以說是極度不滿,但是在極度不滿意之餘,他卻又覺得這是可以改善的。但韋伯似乎沒有提出可以往好的方向走這部份,他比較沒有這樣樂觀的看待,對未來的信心相對來講沒有馬克思這麼強。

問:老師您剛剛有提到您對社會制度等會有些批判,新聞常常會播報一些家庭的狀況,那可以請您用社會學的角度分享一下您對台灣家庭現狀的看法嗎?

答:我個人覺得,一方面從社會學的角度,另一方面也許可以配合心理學,社會學、心理學雙管齊下地來做思考。家庭裡頭許多的衝突、許多的悲劇,我覺得跟我們「理性溝通」的能力與習慣有關係。簡單講,人際之間的許多都衝突都是因為無法作理性溝通,有衝突、有矛盾,但就是無法把它們化解,譬如說夫妻倆人,妻子可能一直要管束丈夫,隨時隨地擔心丈夫有外遇、有什麼樣的事之類的,一直要努力的管束丈夫,但丈夫不願意讓妻子管,不願讓妻子管,又無法改變妻子,可能就會威脅妻子說:「妳再管,再管我揍妳!」就是用毆打的方式,一邊是很固執,一邊是很暴力。像我結婚快三十年了,可以深深體會到,人跟人相處是不容易的,新婚夫妻也會有很多的爭吵,但新婚夫妻有一個好處,他們會有很強的對彼此的吸引力,感情的或者性的吸引力,但反過來講,他們可能也會有很強的衝突,這時他們的情緒還不太穩定。但是老來夫妻的相處,也是非常的困難的。我所觀察到的許多結婚二、三十年以後的夫妻,其實相處到後來都變成相敬如「冰」,可能是跟老化、人的情緒調節能力退化有關。除了情緒調節能力退化之外,在長期的相處時間中,彼此沒有學到真正的理性溝通,彼此的心靈都缺乏了柔軟度,雙方都堅持一定要照自己的方式做,最後造成爭吵,甚至鬧出暴力的悲劇出來。其實台灣的藍綠對立也是這樣,彼此都很堅持,他們的主張都很合理嗎?我相信一定都有許多不合理之處。但自己不會去檢討,仍堅持己見,認為都是別人的錯,雙方都堅持自己是對的而別人是錯的,這樣就無法和諧的相處,使社會變得不是一個順暢、能繼續往下走的社會。所以理性溝通是一個很基本但也很重要的問題,這是大家經常要去訓練、培養的能力。

問:如果從社會的結構來看,現在的外籍配偶多為全職母親,而他們的子女為何會沒有受到很好的對待的問題?老師您覺得這種問題有影響到台灣的社會結構嗎?

答:外籍配偶對台灣的確是有某種程度的影響,但我們不需特意去放大外籍配偶對台灣社會所造成的問題,他們並沒有對台灣社會造成什麼嚴重的問題。雖然不能說完全沒有造成影響,但並不是造成非常嚴重、不可解決的台灣社會問題。我們隨時隨地念茲在茲想台灣有很多外籍配偶有很多社會問題,若我們都這樣想,我認為這個想法本身是需要調整的,這樣的想法裡可能包含了偏見、刻版印象、族群中心這樣的思維在。這其實是我們必須要去調整的。當然,作為一個社會學者,對於這些現象是可以去思考:以往沒有許多外籍配偶,現在為何多了這麼多出來呢?這是一個社會變遷,這樣的社會變遷,它的成因可以做一個學術性的探討,也可以從探討當中,發現某些問題出來。這些年一直在提倡兩性平權,兩性平權這種觀念當然是應該被提倡,也應該讓它普及。問題是,男性跟女性在兩性平權觀念的推廣中,他們的反應是不太一樣的,女性較衷心地願意擁抱兩性平權,但男性相對來講很可能是抗拒的,或者故意忽略。結果就會變成女性擁有兩性平權的新觀念,男性卻沒有,還停留在舊的男尊女卑的形態下。正是因為兩性心態愈來愈大的差異,過去男女兩性都接受男尊女卑,這樣的社會也許不會有太多的衝突。當女性有了愈來愈強的兩性平權的觀念,而男性卻跟不上腳步的時候,兩邊就會有很多思想的矛盾。當矛盾出現的時候,一個可能的處理方式就是:有很多的男性畏懼台灣社會的女性,而期待去外面尋找那種觀念較傳統、保守的女性。這是我的解釋,但我並未真正地去研究這個議題,這樣的解釋到底對不對、是不是成立,我不敢確定。

問:我們看了您的資料,您之前並不是住在熱鬧的城市地區,這對您在求學期間有什麼影響?

答:有。因為我幼年家住山地,是跟原住民一起長大的;青少年的時候是住在閩南人的村落,進大學一下子跳進台北市,這對我來講有點像是三級跳,從山地村跑到了平地鄉,這個變化我適應得不是非常的好;再從平地鄉進入高雄市,然後再到台北讀大學。我的大一生涯是慘綠的青少年期,是很悲慘的,心裡面非常的不適應、很挫敗、很自卑。功課也好、生活也好,都非常的淒慘,當然慢慢好轉,到大二大三就好一些,但坦白講這樣的生活適應不良,在心裡留下的刻痕有可能是終身的,可能永遠都沒有辦法真正的改過來。但這一點我並不完全確定,因為我不曉得別人是不是也有類似的情形,痕跡也許永遠在,但也許已經不叫做傷疤了,是自己的一部分。

問:在山上的小孩大多比較愛玩,能專心讀書嗎?

答:其實我也是很愛玩,我國小的最後半年,轉移到平地鄉的小學去,那時才真正有在「做功課」,我在山地村時從來沒有寫過功課。老師很少交代功課,偶爾交代一次,也很少有學生願意做。到了平地學校以後,回家以後要做功課,但一時之間實在是很難趕得上,進度較落後。

問:老師這段時間也是很努力吧,不然怎會有現在的成就?

答:努力不努力,老實說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講。我活到現在,大概都不是非常努力的狀態。但是,反過來說,我的生活圈很狹窄,沒有其他多餘的可參加的活動。比如說,我小學時想看電影好了,但山地村也沒電影院可去;想看電視沒得看,想聽收音機連收音機都沒有。直到民國五十四年,高雄縣才有了電視,在那之前是沒有的,所以想玩也沒得玩,生活也非常的單調。等到要考試時,就只好多讀一點書。大概就是這樣。我想大概環境的單純是對我較有利的因素,沒有太多的別的心思,平常玩得很厲害,到了考試就認真點。我自己覺得我比人家差太遠了。我有一個大學同班同學,他現在在中研院,他告訴我說,他高中三年,每天晚上都只睡五個小時。但就算要聯考,我也必須要睡足八小時,睡不足八小時,時間到了就會開始打瞌睡,不是不想用功,但本身的體能就比較差。

問:老師應該是個會做時間分配的人,因為當時能考上大學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何況是國立大學。

答:我是一個不擅長做時間分配的人,即使我排了時間表,也不太能照預期的完成,我自認不是一個非常嚴謹的人,到了今天我自己的反省是如此。之所以考上台大的原因有二,生活的單純性,加上自己的危機感。因為家裡經濟不是很好,唯一對未來較有展望的就是考上大學,所以還是會比較用功。但專注力還是比其他人差,所以學習進度比他人緩慢。但因為環境的單純,最終還是讓我如願考上大學。

問: 那 老師進了大學之後的生活有較以前精彩嗎?

答:當然是有一些精彩之處,但不是因為說我的表現多優秀而讓我覺得精彩。我的大學生涯,尤其是剛上大學的一、兩年,是慘綠時期。話說回來,有一部分原因是身在台大,民國六十年的台大是台大一個非常精彩的時期。不同時期的台大,它的精彩程度是不一樣的。之所以精彩的原因則是因為保釣運動。保釣運動是在民國六十年五月五日發生的。當然在這個時間台灣並沒有什麼特別的事發生。保釣運動是在這個時候爆發,但是在美國,而台灣是在隔了一段時間後才有比較多的回應,呼應美國的保釣運動。除了保釣運動外,台灣也陸續展開了許多的學生運動,那時候也有一位教授開始提倡學生運動,開放學生運動的政策並未非常明確,因此引發了許多的爭論。此時有些學生就開始去衝撞,開始發起學生運動,大學裡開始有辦一些學生運動,我剛好有機會去參與。就這部份來講,是還蠻精彩的。

問:所以老師在學校還是以課業或學校辦的活動為主?

答:民國六十年五月五日保釣運動爆發,同年十月二十五日退出聯合國,這兩件事雖不是直接相關,但對當時的政治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問:當時的學生很熱衷這些活動?

答:很熱衷!我自己也參與了一些。

問:所以都是跟著時代和當時發生的事情在走? 那 老師您其他的生活呢?

答:其他的生活實在是乏善可陳!因為家境的關係,只能過最簡單的生活,餵飽自己,像是交女朋友、看電影,幾乎沒有。所以對我來說,其實沒什麼特別的生活內容。

問:所以老師主要還是以學校活動為主囉?

答:其實那段時期的心情很低盪,學習狀況也很差,生活也適應不良,這些政治的事情我蠻感興趣的,也有幸能聽到、看到。

問:老師經過了自己的大學生活,也經歷過許多事,有沒有可以給我們建議的部份?

答:在開學時我就跟你們談起,就是彼此的時代已經不一樣了。就你們這個時期來講,就業是一個非常重大的問題。反之,在政治改革上,需要你們介入的程度相對來講就比較低。在我們那個仍是威權政治的時代,還屬於戒嚴狀態,會有種想要去衝撞體制、自認為有正義感的這種思維,但現在已經高度民主化了,所以並不需要去衝撞什麼體制,且意義不大,但就業問題卻比我們那個時代還要更嚴峻。換言之,我覺得學生的現實感要更強烈,要去規劃自己的大學生涯,有兩個目標,最主要的目的還是要讓自己成為一個真正的知識份子;另一方面,就是如何加強自己在就業上的競爭力。

最後, 謝謝 老師能撥冗接受我們的訪問!  再次感謝您!

 

 

 

 

 

三、訪談心得

 

 

 

 

 

這次口述歷史的報告我們這一組是訪問公共系的 齊力副 教授,因為我們都修過 齊力 老師的社會學課,又都是公共系的學生,也就更容易暢談了。在準備訪問題目時參考了 齊力 老師的個人網站,發現 齊力 老師作過的研究與論文相當的多,之前聽學長、姐提起 齊力 老師是台灣社會學界研究有相當資歷的學者,其實聽一聽真的沒有甚麼特別的感覺,也不會特別覺得有甚麼值得尊敬的,但在瀏覽點閱過 齊力 老師的資料後,發現 齊力 老師在社會學領域的相關研究是相當有份量的。    訪問題目我們針對 齊力 老師過去與現在的任職以及社會學議題的專業著手。 從齊力 老師在中研院的研究工作一直到南華大學,在最後來到了台北市立教育大學,這段輾轉換地方工作的經驗。也問及 齊力 老師對台灣現今社會與教育等狀況的看法。在這當中獲得了很多的知識,促使我更加了解社會學者的研究內容。在整個訪問,讓我更欣賞 齊力 老師,他對社會學研究的熱情,可以從他為了單純的專心作學術研究而放棄中研院繁忙的行政工作看出,另外, 齊力 老師是個愛家的人,他為了能安定的天天回家,從南華大學來到市北教。當然, 齊力 老師在社會學的專業也是很不容忽視的,在跟老師訪談中,覺得額外的學了好多,更清楚了解社會學研究的重要性。(林育綺)

很高興有機會能做口述歷史,藉由這一次的訪談,加深了我們對受訪的老師印象,也對他的生活有了初步的了解, 齊力 老師除了講述他個人求學的經驗、為何會學習社會學、以及來到本校的原因,也給了我們很多學習上的建議,使我們獲益良多!令我感到特別的是,老師用他的專業角度來分析台灣社會的現況,也舉了很多例子讓我們對現今發生的事件更加了解,並糾正了大多數人可能都有的既定的錯誤觀念。我覺得,雖然大學教授不如以前 國高中 老師跟學生的關係緊密,但因為這次機會,我感覺到老師跟同學的關係又更親近了一些,希望下次能有機會再做一次類似這次訪談的活動!(曹容瑛)

   這次的校史專訪,我們訪問了在北市教已待了快六年了一位老師,齊力副教授。在學校裡除了上課時間以外,其他時間是很難在學校看到老師的蹤影,就連圖書館也是,總覺得老師很神秘,透過這次的訪問,可以了解到我們所不認識老師的另一面。這次訪問,我是以紀錄為主,訪談為輔的工作,雖然有訪問的經驗,但是,不知是因為太緊張,還是時間上的關係,我覺得進行的不太順利,不管是過程中,或是訪談後的整理工作,例如:在翻成書面資料時,就常常因為對話太小聲,造成翻寫上的困難。我們的訪談內容分兩大方面,包括專業和個人生活,在訪談之前,我看了老師的基本資料,發現小時候的老師,生活過得很辛苦,但老師卻很爭氣,憑著自己的努力,考上台灣大學。另外,資料裡也有許多老師的相關研究和著作,讓我不得不佩服老師在這領域的專業。特別的是,我還看了幾篇老師自己寫的文章,透過這些文章,我才對老師有初步的認識,也多了一些訪談內容。因為這次的校史專訪,我才有機會更進一步認識齊力老師,對於老師克服一切困難的努力,是我們應該學習的地方,也足以作為我們學子的典範。(林宜瑩)

image

 

 

 

 

 

瀏覽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