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立大學－校史室

百年回首──台北市立教育大學校史紀要

 

 

李淑珍

 

台北市立教育大學

 

社教系副教授

 

 

 

一．或許你不知道……

 

──本校為日本政府在台所設第一所新式學校(1896)，早於台北帝大（台灣大學前身）。

──此一歷史淵源，使本校位於全台政治中樞地帶（博愛特區），總統府、總統官邸、立法院、行政院、司法院、監察院、教育部、國防部、外交部、內政部、經濟部、財政部、中央銀行、台灣銀行……皆近在咫尺。

──經過清末、日治、民國三個時代對首府核心的長期經營，此區的文教資源及歷史古蹟更是蔚為大觀，包括：國家音樂廳、國家戲劇院、國家圖書館、歷史博物館、國立台灣博物館、中山堂、中正紀念堂、二二八紀念館、植物園、公賣局、台北賓館、重慶南路書店街、西門町電影街……，均為本校豐富之學習資源。

 

──今日之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南大學、台北科技大學、宜蘭大學、建中、北一女、中山女中、國小、東門國小、士林國小、大龍國小……，皆發源於本校。

──日治時期台灣主要藝術家多為本校校友，受教於石川欽一郎。包括：倪蔣懷（第一位水彩畫家）、劉錦堂、黃土水（第一位雕塑家）、陳澄波（死於二二八）、郭柏川、王白淵、李梅樹（改建三峽祖師廟）、廖繼春、陳植棋（學潮領袖）、李澤藩（李遠哲之父）、李石樵、……

──本校日治時期其他著名校友：

政治家：蔡培火（台灣民族運動先驅，林獻堂左右手）、林木順（台共領袖）、李友邦（台灣義勇隊、台灣三民主義青年團領袖，死於白色恐怖）、游彌堅（台北市長）、吳三連（企業家、台北市長、創立自立報系）

報人：林呈祿（日治時期台灣人唯一喉舌《台灣民報》、《台灣新民報》等報主筆）、羅萬俥、黃呈聰

 

財經專家：陳炘（死於二二八）、陳逢源、許丙、許金德

法學家、律師：蔡式穀（法學教授與律師）、吳鴻麒（參與戰後法院接收工作，審判戰犯台灣總督安藤利吉，死於二二八）

 

政治運動家女權提倡者：王敏川

宗教家：林秋梧（台灣革命僧）

音樂家：張福興（台灣第一位西式音樂家）、李金土

 鄧雨賢（音樂家，「四季紅」、「月夜愁」、「望春風」、「雨夜花」作者）

文學家：吳濁流（小說家，《亞細亞的孤兒》作者）

教育家：朱昭陽（創立台灣第一所私立大學──延平學院）、張耀堂（曾任建中校長）……

──除了日治時期的「國語學校」、「台北師範學校」之外，民國時期之「台北女師專」，更是名聞遐邇，培養出眾多優秀女性教育人才，在台灣各角落發光發熱。

 

 

二．也許你很困惑……

 

──既然本校過去赫赫有名，為什麼現在會相對黯淡？

──本校校址沒有改變，為什麼從校園建築中看不出歷史悠久的痕跡？

──「師資培育法」打破師範院校對師資培育的壟斷，「少子化」將進一步造成小學、中學乃至大學關閉、合併。一向以培育師資為重心的本校，未來究竟何去何從？

──了解校史，除了緬懷過去光榮之外，還有什麼用？遙遠的過去，能夠幫助我們解決現在的

問題嗎？

 

三．了解校史，有什麼意義？……

 

 

歷史要求我們以寬闊的胸襟、宏觀的視野思索人間種種。它給我們看世界的制高點。

 

歷史也教導我們以清明理性反照自身，在驚喜地發掘過去的光榮之際，也勇敢地面對自己的限制。

 

我們必須回到「過去」，才能撥開迷霧，為「現在」定位，也才能從中發現自己潛藏的可能，為「未來」尋找出路。

 

 

四．    跨越三世紀的故事

 

 

   本校到目前為止，更換過十次校名，使得校內師生、社會人士都難以辨認它的多變面貌。它的巴洛克式紅樓建築，先毀於二次世界大戰戰火，再經過1970年代大規模改建，使人難以驗證它漫長的身世。可是，百歲以上的菩提樹、母女榕，殘留的台北城牆石、「創立三十週年紀念碑」、《台北師範學校創立三十週年紀念誌》、《雙冬疏散學園繪卷》、「建國作人碑」、「安居戒逸碑」……，莫不留下不可磨滅的歷史痕跡，讓我們可以追溯前塵往事。它在台灣教育史、藝術史、文化史、政治史、女性發展史……上的重大意義，少有其他學校能夠匹敵。從十九世紀末走到二十一世紀初，這個學校有太多故事可說，且讓我們娓娓道來……

 

I. 國語學校、北師時期

 

1. 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1896-1919)

 

清末劉銘傳巡撫治台時，曾設有師範學堂。日本人來後廢此學堂，改設芝山巖學務部學堂(1895)，在今日士林芝山巖惠濟宮上課，培養通譯人才，成為本校前身。只是成立才四個月，六名日籍教師就被士林抗日人士殺害。日軍在嚴厲報復之際，將學校暫時遷至萬華祖師廟，並在台北城南文廟舊址，建本校新校舍，是為「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由町田則文擔任首任校長。

 

當時台北城內空地很多，何以要拆孔廟來建新式學校？日本政府自然有其推翻中國文化傳統、建立殖民意識形態上的考量。鑑於士林「芝山巖學堂」距離統治中樞太遠、馳援不易，「國語學校」設置地點距離總督府不到二百公尺，以便於總督府直接監視控管。而這個地點選擇，對本校未來發展有深遠影響。

 

「國語學校」最初設師範部和語學部，語學部又設土語（台語）科、國語（日語）科，以培養通譯人才。而在1902-1918年間，它不斷擴張，包羅各式教育，包括師範部、中學部、國語部、實業部，實業部下又有農業科、電信科、鐵道科等，成為全島最高學府。

 

在殖民統治之下，校方對日台學生有差別待遇。依據1902年時學制，師範部甲科招收中學畢業之日籍生就讀、修業二年，乙科則招收小學畢業之台生就讀、修業三年。畢業後，日籍生教小學校，台籍生教公學校，日生在學公費與教書薪水都比台生高約六成。不過，國語學校的教師薪給比照大學，因此聚集著優秀的教師（ 許多 老師畢業自東京帝大、京都帝大、早稻田大學），加上學生素質高，人才輩出，本校培育出日治時期一整代台灣菁英，在政治、經濟、教育、藝術各方面均有極傑出之表現。從上文所列傑出校友名單中，即可窺見一斑。

 

作家吳濁流在《無花果》、《台灣連翹》等書中回憶：他是當年關西、新埔、六家、湖口一帶唯一一個考上國語學校師範部的學生，轟動地方，家中賀客不絕。師範部完全免費，每月還可領公費，但畢業後要服務五年。為了避免台灣人智能受啟發、對政治心生反抗，國語學校教科書內容很淺，比日本內地中學課程程度還低。還好認真的老師會把學生當大學生看待，為學生補充許多艱深課外教材，用功的學生也勤讀課外書籍。教師中有進步份子，也有保守人士。太田校長、矢 田 先生、八沼先生都是賢能的教育家，從心底同情台灣人，儘量鼓勵學生向上（八沼先生常說：「為讀書而死，是老師所歡迎的」）。而擔任舍監頭的志保 田鉎吉 ，幾乎記住了全校六百多名學生的名字，但他諂上驕下、嫌貧愛富，常因小事令學生集體退學，令學生十分反感。[1]

 

教育家朱昭陽在1917年進入國語學校國語部。當時每年招收國語部一班、師範部四班，每班四十名，共計二百名。國語部培養低級職員，每個月學雜費為四元五角，算是十分便宜。除了教漢文的是台灣人之外，其餘老師都是日本人。在他印象中，雖然政府政策冷酷，但時值大正民主時期，日本知識份子大多接受自由思想洗禮，老師對學生充滿關懷之情，他沒有看到老師體罰過學生，所以比較沒有被日本人歧視之感。學校課程以日語為多，其他還有漢文、修身、物理、化學、博物，日本及外國歷史、地理，音樂、體操、英文、法律、經濟等科。他為學校課程程度太低所苦惱，努力自修，也幸運地得到學長吳三連的照顧指導。[2]

 

1919年學校改制，朱昭陽曾帶頭罷學抗議，太田秀穗校長苦口婆心勸阻，說得聲淚俱下；後來學生返校，校長實踐承諾，不追究責任，讓學生順利完成學業，使朱氏深深感念。但若和他日後就讀的東京一高自由學風相比，國語學校還是校規太嚴、管制太多。他相信：自由放任不會使學生變壞，反而更能培育出獨立自主、特立獨行的人才來！[3]

 

        整體而言，國語學校時期畢業的台籍傑出校友，大多有強烈的時代使命感。他們積極投入設置台灣議會請願運動，也致力於文化革新和社會改良。於是我們看到：林呈祿期許「孤島的台灣」成為「東洋的台灣」、「世界的台灣」；王敏川激勵台灣女子性培養獨立人格；蔡培火以基督徒精神救世；倪蔣懷贊助藝術工作；陳炘、陳澄波為熱愛鄉土而死；游彌堅在兵燹之餘堅持文化建設；吳三連堅信「犧牲奉獻才是真正肯定自己的存在」；朱昭陽以一生證明「生命的意義，不在當大臣，而在培養大臣」……。

 

從世俗角度來看，他們的人生多半坎坷，甚至以悲劇結束。身為台灣菁英，他們歷經日治時代、二二八、白色恐怖，許多人受辱、坐牢、冤死……，似乎不值得羨慕。但透過他們清澄、堅毅而專注的眼神，我們發現：不論結果如何，在掙扎奮鬥的過程中，他們已經以有限的生命，體現了人的無限尊嚴。踩在他們曾經走過的土壤，你是否感覺得到：七八十年後，他們的精神依然與你同在？

 

 

2.      台灣總督府台北師範學校(1919-1927)

 

 

1919年本校改制，廢除實業部，以師範部、國語部為主，學校提升為高中程度，師範部入學資格為小學畢業，修業五年，一年有三個學期。此一時期台北帝國大學尚未成立，本校校譽崇隆，與「台北醫學專門學校」（台大醫學院前身）並稱為「台灣之劍橋與牛津」。前者公費，吸引清寒菁英；後者自費，則吸引中產階級以上優秀學生。[4]

 

當時的師範生過著紀律嚴謹的學校生活，全體住校。日、台學生分住兩棟宿舍，各有日、台料理伙食。宿舍管理嚴格，不可吃外面的東西。即使父母送來之食物，亦須得到舍監許可才得食用。

平時不可外出，週六下午才可外出，週日收假。若欲回家或到保證人家外宿，須家長、保證人來信請假。每天早上，起床號叫醒學生，盥洗後做早操十五分鐘，集合做「修身」功課（反省討論），然後才吃早餐。餐後早自習，八點上課。下午三時學科課程下課，改作園藝工作（種菜種花），到傍晚才揮汗回校，洗澡吃晚飯（洗澡熱水全天供應，從公賣局製樟腦用水轉接而來）。晚餐後有一段自由活動時間，但接下來是兩小時晚自習。睡前舍監會查房點人數。（但有些調皮的學生會在熄燈後翻牆，到龍山寺、西門町吃宵夜。）在嚴格的管理下，也有若干輕鬆的游藝活動，例如：觀月會、忘年會、送別會、歡迎會、音樂欣賞會（聽唱片），和攝影展覽會。畢業旅行更是盛事；為籌旅費，學生一入學就開始扣公費零用金。有一段時期，日本學生參加環島旅行，台灣學生則到日本內地參訪，一去就是十八天──但光是坐船往返，就要花去六天！[5]

 

由於校規嚴格，桎梏優秀青年心靈發展，校友黃呈聰對當時的北師有相當的批評：「自國語學校而至改稱作師範學校，都是以範圍極細的機械的教育法，極端拘束他們，要使他們成了孱弱順從的一個機械的教育者，全然沒有啟導他們的個性，陶冶他們的人格，不過以壓迫的教育法來使他們屈從，誤信做師範教育的金科玉律……」。[6]

 

年輕氣盛的學生對日本校方長期不滿，一旦遇到民族主義鼓動，血液為之沸騰，很快就爆發集體反抗。1920年代，在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美國威爾遜總統民族自決原則、中國五四運動、日本大正民主、朝鮮三一運動……的影響下，台灣也出現對抗殖民政府的風潮。以抗日領袖林獻堂、蔣渭水為首，多名校友（如蔡培火、王敏川、陳逢源、林呈祿、黃呈聰、蔡年亨、楊振福、戴雙喜、黃運元、謝春木、許天送……）共同發起了「台灣文化協會」，[7] 從事文化啟蒙與政治社會運動。本校學生對此熱烈響應，加入者高達二百八十餘人。在校內，學潮也層出不窮，芝麻小事也能成為導火線。

 

1922年學生在人行道上靠左行走，違反日治時代右行規定，與警察發生衝突，南警署署長甚至一度拔刀示警。此事造成四十五名學生被捕，林秋梧等十五名學生被退學，太田秀穗校長及南警署署長均引咎辭職。1924年又發生畢業旅行地點衝突事件：台生想到中、南部，日生想去宜蘭，校方接納日生之主張，使台生不滿（特別是因為他們必須負擔旅遊費用，而日生則是公費），在準備出發時，以不起床方式抗議，當晚並投石向舍監、職員示威。為了此事，學校退學了三十八名學生，其中包括後來的名畫家陳植棋。[8] 同一年，學生李友邦、林木順等攻擊新起街派出所，並在警方來校逮捕之前潛逃。……以上事件中遭退學之學生，後來多轉往日本、中國發展，成為積極抗日人士，影響深遠。

 

 

        為一波波學潮焦頭爛額之際，已升為校長的志保田聘請畫家石川欽一郎再度來台任教，企圖以美育轉移學生對現實的不滿。[9] 前後在本校任教十七年(1907-1916，1924-1932)的石川欽一郎，曾在英國研習水彩畫、並擔任總督府陸軍翻譯官。當其他老師穿著軍服、顯示階級與威嚴時，石川老師總是穿著西服，如英國紳士般風度翩翩。他謙和包容，對學生鼓勵多於批評，常以小品畫獎勵有進步的學生。除了課堂教學，他也與學生組織寫生會，週末到台北郊外寫生，並定期在學校或博物館展出。[10]奇蹟似地，在他的影響之下，學生對美術的興趣熱烈地燃燒起來，從倪蔣懷、陳植棋到李梅樹、廖繼春、李澤藩、……，現代台灣第一代美術家於焉成形！

 

 

3.台灣總督府台北第一師範學校(1927-1943)

 

 

因為日、台學生長期相處不睦，加上學生人數日益增加，總督府乃在偏遠的六張犁（「芳蘭校區」）成立第台北第二師範學校，容納台籍學生。台籍學生抗議不果，含淚將台生學籍資料搬運至二師。城南校區之第一師範全為日生，芳蘭校區之第二師範則是初始以台生為主，後來日生愈來愈多，乃至最後台生僅佔九分之一。但因台生入學名額少，競爭激烈，學生素質較日生為高。[11]

 

此一時期，本校培養由初等教育至高等教育之各級師資。1928年增設女子演習科，招收島內各高等女校畢業生，修業與任用與男生平等，成為本島女子最高學府。這是本校第一次招收女生，而女學生仍以日人居多。據校友黃金桂、徐端妹等人回憶，當 時 老師不怎麼管學生，但是學姊對學妹管得極嚴，動輒責罵，常批評學妹彎腰鞠躬時臀部翹得太高，或腰彎得不夠低，吃飯動作不對。學妹要對侍奉學姊：倒茶、擦鞋……。台日差別待遇也依然存在，例如：日本學生免費，台灣女生則要交學費每年72元（相當於1995年之八萬元）。導師對台灣女生往往看不順眼，常糾正其生活細節，並要求趕快「皇民化」。[12]

 

日本人的優缺點，讓二師普通科、一師演習科畢業的郭秋麟校友點滴在心頭：守法、清潔、有禮貌是他們的優點，驕傲、欺負弱者、看不起台灣人及其他弱小民族，則是他們的缺點。但全能的師範教育，使學生多才多藝，也在他身上充分顯現：郭校友既是排球國手，又能夠彈琴作曲、寫作劇本，還是教堂聖歌隊指揮。八十歲時彈起「荒城之月」，神態瀟灑、技巧純熟，儼然還是春風少年！

 

4.      台灣總督府台北師範學校(1943-1945)

 

 

由於太平洋戰爭曠日費時，總督府為節省資源，又將第一、第二師範學校合併，並將程度提升為專科。南門校區為預科及女子部使用，芳蘭校區則為本科學生使用。

 

隨著戰爭局勢愈來愈緊張，學生早餐吃稀飯，中餐吃水煮南瓜，晚餐吃水煮魚，宿舍裡赤痢、傷寒流行。1945年三月，日人為配合戰時需要，動員全台學校一律參加糧食生產、戰技、防空訊連、國防建設等工作。北師大隊被編為二個步兵中隊和二個機槍中隊，調往宜蘭第一線，抵抗美軍。由於南門校舍在戰時由日本軍司令部長期徵用，故而成為美軍轟炸的重要目標。1945年五月三十日清晨，台北遭到美軍數百架次飛機猛烈轟炸，本校落彈竟達五十八枚，校舍幾乎全毀。[13]

 

誰也沒想到，在這個最困頓的時刻，卻出現了校史上一頁令人難忘的篇章。畢業自東北帝大理學部、京都帝大文學部的鹽澤亮老師，率領235名女生疏散到雙冬（今南投草屯雙冬國小），以他驚人的書、畫造詣，將大戰結束前後的經歷，繪成精美絕倫的《雙冬疏散學園繪卷》。[14]在繪卷中，我們看到：疏散到鄉下的女學生，必須從事大量體力勞動，撿柴、闢菜園、施肥、除草……，由於體力不支，陸續罹患瘧疾，僅有二三人倖免，另有三人死去。在學生情緒動搖之際，老師對他們訓話：此時大部分男子都已上戰場，國小師資低落，故須培養優秀內地（日本）女教員到各校服務，以挽救台灣初等教育的衰頹。「你們是台灣婦的代表，國家未來的主人翁兒童的教育工作，正落在你們肩上，國家非常時期，更要堅強奮鬥，克服一切難關。」老師帶領著學生對抗瘧疾，規定焚萱草驅蚊，晚上七點後進入室內，準時服用預防藥丸，勤修補蚊帳，學生互相照顧看護。為了讓學生忘掉不快，校方舉行勞軍、賞月會、捕魚、遠足、採藥、製作工藝品……等活動，還應學生要求，飼養雞、鴨、鵝、兔等五十多隻家禽家畜，下蛋就為病患補給營養。

 

九九峰、烏溪山川秀美，山上人家人情溫暖，幾個月下來，鄉居滋味竟然愈來愈甜美。外面戰火漫天，雙冬的偏僻山坳，卻為原來惶惶不可終日的師生，提供了桃花源一樣的平靜日子，忘了身處戰時。用李英妹校友的話來說，「雙冬的生活，讓我們重新活過來。」只是，美好的時光沒有停留太久。八月十五日，學生家長帶來天皇宣佈無條件投降的報紙。老師召集全體學生宣佈日本戰敗消息，哽咽得說不出話。滿堂師生痛哭流涕，過了數小時沒有人走出室外。出身仙台武士家族、矢志效忠天皇的鹽澤老師，沈重地下了這個結論：「在台灣的日本教育，本島教育芝山巖學堂正統的台北師範精神，就在此告終結。」

 

鹽澤老師擔憂學生前程：這些女孩在家個個是掌上明珠，在學時也是嬌生慣養，如今其父母官職被放逐，沒有收入來源，解散回家後不知如何生活？且在共產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旋風中，身為戰敗國國民，又如何應付是好？想到人生的無常與他們黯淡的前途，令他心思淒苦而紛亂。日籍學生前途未卜，本島畢業生一樣挑戰重重：二十歲前拼命學日語，戰後則要改學ㄅㄆㄇㄈ，現學現賣，考驗極大。戰 後 老師社會地位低、待遇亦低，不如日治時期。從天皇子民轉為中國民國國民，其間的認同困惑，更不足為外人道。

 

六十年後，當年少女垂垂老矣。2007年春天她們在雙冬重逢，在盈眶淚水中，她們以日語合唱起：「驪歌」、「故鄉」，為那生命中最美好的六個月……

    

II．女師、女師專時期

 

5.      台灣省立台北女子師範學校(1945-1964)

 

 

1945年日本戰敗，中華民國政府接收本校，在殘垣破瓦中重新苦心經營。本校改為女子師範學校，招收初中畢業程度女生，一切公費（包括食米配給），修業三年，畢業後擔任國小幼教師資。而芳蘭校區則改為「台灣省立台北師範學校」，招收男生，後來演變為今日之「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本校女師、女師專時期的校長都是女性，在學問、治校能力上都不讓鬚眉。女師第一任校長任培道 任 女士，畢業於長沙師範、美國伊利諾大學，據說年輕時為毛澤東舊識、頗為激進，後來曾任國大代表。在名作家嶺月的心目中，她聲音慈愛像媽媽，一身寬鬆長袍和短髮，加上一副厚片眼鏡，模樣像個胖老伯。她每天五點半起床，勤讀古文、以身作則，晚上卻要和其他師長輪流看守廁所──因為在物資奇缺、治安蕩然的戰後，有些民眾會來學校偷馬桶！她非常擔心社會對女師的評價不如日治時期，心心念念都在治校工作上；「繄締造之艱難兮，實寢饋之俱忘。究中西之學術兮，增女德之輝煌，教育英才作民望，巾幗何多讓！」，早期校歌的歌詞，實為任校長自己的寫照。學生們仰慕她的學問和成就，都說以後要學她不結婚、不打扮，要做「先生」不做「小姐」。[15]吊詭的是，任校長一生未婚，但教學理想卻是培養「明師、賢妻、良母」。研究台灣女性主義的起源，或許可以在這裡看到另一種面貌？

 

繼任的秦則賢校長為天主教徒，對離鄉背井的學生慈愛如母，從教會引進奶粉，製作牛奶饅頭、牛奶稀飯給學生添加營養；還會用濃重的寧波口音，邀學生到家裡喝酸梅湯。兩年後鄭昭懿校長從花蓮調來，要求嚴格，引起學生抗議。在嚴謹保守的女校，竟然也出現學潮！有高年級學生在黑板上寫：「花蓮狗回花蓮去吃花蓮薯！」令師長大驚失色。教官要查辦記過，但全體學生一致三緘其口、不肯說出首謀，教官只得作罷。也許因為這個風波，鄭校長的形象轉為溫和，但後來她

因家庭問題在任內自殺，令人惋惜。

 

 

早期女師有若 干日籍 老師留任，但後來多為外省老師，一人一種鄉音，但學生居然也聽得懂。學生裡面，外省人、閩南人、客家人各佔三分之一，在嚴格的團體生活中打成一片，親愛精誠。

這個時期的學生生活，延續了日治時期的軍事化管理，但又多了許多戒嚴時代的特色。同樣是全體住校，早上五點半起床，晚上九點 半就寢，有早晚點名，晚上有晚自習。週日雖可外出，但晚上七點半以前須趕回學校晚自習。學生個個聰明絕頂，好學敏求。清晨五點，就有學生拿書在操場唸。晚點名後，教官要抓太用功的學生，不准她們在浴室、廁所、樓梯間繼續看書，以免傷了身體。這個時期學生必須參加勞動服務，包括：割草、種花木、輪流刷洗餐桌、每週末大掃除。週三還要到婦聯會縫征衣、摺紗布，給戰士、傷患使用。一年級學生每天早上排隊走三四十分鐘石子路，從馬場町宿舍趕到學校吃早餐和上早自習，在天色朦朧中常會遇到四五部軍用卡車，車上憲兵押解臉色蒼白的死刑犯，赴刑場執行槍決。[16]

 

五○年代物質匱乏，生活克難自不用說。學生自辦伙食，早餐一個饅頭配一碗稀飯，午晚餐則為又乾又硬的糙米飯，又沒有可口的菜，令人食不下嚥。但校中養豬、年節加菜，相對於其他師範，已是最好的伙食，讓其他學校學生豔羨。學校規定頭髮中分齊耳，加上難看的卡其制服，使女孩子看起來都矮矮胖胖。此時「反共抗俄」呼聲正高，學生要參加許多愛國運動，如軍中服務、戰鬥晚會、化妝遊行、壁報比賽、合唱比賽、演講比賽，國慶日、青年節都須派公差參加。每逢國家慶典集會遊行，女師學生總是排第一排，雄糾糾氣昂昂，看總統府陽台上紅光滿面的蔣公看得一清二楚。親眼目睹「民族救星」，許多學生熱淚盈眶，邊遊行邊哭，即使大風大雨，也精神抖擻走完全程。

 

不用說，學校當然不准女生交男友，她們就是連休閒生活也沒有。最開心的是週末可以出校門，只要從學校走到台北大橋，右邊去左邊回，一路東張西望，看看路邊商店，就覺得非常滿足。──今天看來，這樣的青春，豈非乏善可陳？但校友並不覺得。

 

前北一女校長鄭美俐校友說：「刻苦耐勞的生活，培養硬骨頭，可以應付當校長的挑戰」。金梅仙校友則說：「女師培養對學生教育的使命感、對教育的奉獻情操，令我們終身難忘。」在校友嶺月、陳巧雲等人的回憶中，女師的師長關愛學生，每天從早上七點半到晚上七點都在校，學生隨時可以找老師聊天，老師對學生瞭若指掌。他們使學生知道教育的重點在於愛與身教，使學生願意終身奉獻教育。[17] 這樣的師資養成教育，今日已成絕響。

 

6.      台灣省立台北女子師範專科學校(1964-1967)

 

 

1964年本校（再度）升格為專科，由民國時期總理熊希齡之女、哥倫比亞大學畢業之熊芷女士擔任校長。據何清吟教授、丁原基校友回憶，熊校長充滿活力與創意，服膺杜威教育理念，宿舍勻出一室，每日安排一組學生入住，開門灑掃、應對進退，由校長一一教導；學生畢業前，須住校長家與校長共同生活一週，以做最後品質管制。她也要求每班導師，每週至少須有一次與學生共進午餐，以了解學生。為了改善學生矮胖身材，她又規定早晚必喝奶水，將健素粉和麵粉混合製成饅頭，又黃又硬，每天菜色也經專門調配。這樣的食物，營養則營養矣，風味則有時令人不敢恭維。她又請來禮儀專家高梓義務指導應對進退禮儀，以培養氣質嫻雅的女孩。[18]－－這樣的女子教育，在今日也成為絕響！

 

7.台北市立女子師範專科學校(1967-1979)

 

 

台北市改為直轄市後，本校歸屬台北市。就當時而言，此乃優勢而非劣勢，因為分發地亦在台北，受到學生歡迎。

 

1969年熊芷校長退休，孫沛德校長接任。孫校長為在任最久的校長（1969-1984），關愛學生（她曾在加護病房照顧車禍受傷同學，二日二夜不眠不休，直到學生家長趕到、學生甦醒）[19]，極有教育家風範，對本校貢獻至鉅。在她的領導下，本校開始全面更新校舍（1970-1984），工程極為浩大。據孫校長回憶，為爭取立法委員支持改建，她特地帶他們參觀學校簡陋艱困的一面：破舊大澡堂，留有日據時代圓形水池，學生在四周取水洗浴，裸裎相見；寢室每室上下鋪四十人，不通風又無光線；教室屋頂到處漏雨，下雨時到處接水；學生每學期粉刷牆壁一次，但因漏雨而白粉每天飄落。

 

新校舍由女建築師修澤蘭設計，校門從公園路改至愛國西路，圍牆則採新穎的鏤空設計（女字牆）。工程開始後，校舍原地整建，必須不影響學生上課食宿，極為艱難。此外，第二期工程遭逢全球能源危機，物價高漲，包商損失慘重，無力完成，曾停工兩年。（中正堂因之有偷工減料之虞）今日本校建築除了勤樸樓、公誠樓之外，其餘建築多為孫校長任內改建，令本校為之煥然一新、值得感念。[20]

 

可是，由於改制、換名頻頻，已經造成師生難以有歷史連續感；老建築的拆除，更造成歷史意識嚴重斷層，甚至造成日治及女師時期校友的疏離感。 何清吟 教授說，「全校除了菩提樹以外，沒有一樣東西保留著我初來這裡時的印象。」如果留下紅樓外觀、只是整建內部，今日學校可以增加更多歷史深度與文化質感。當然，我們不能責備賢者，畢竟當時還沒有古蹟保存觀念與技術，但這個經驗可以作為日後校園更新工作的借鑑。

 

女師專注重生活教育，繼續軍事化管理。頭髮中分齊耳、白衣黑裙、裙長齊膝；每天升旗、集體用餐、長官致詞完才能喊口令喊開動；學生住校，夜間由導師陪伴自習；一週僅有一天可以外出。特殊的是，因為國慶閱兵、軍隊進駐，國慶日時本校可以放假十天。在白色恐怖時期，師範教育被視為「精神國防」的重要一環，本校師生的思想也受到嚴密監視，無心言語常被誣為有通匪嫌疑，使校園風聲鶴唳。[21]

 

這個時期本校是國民黨超級黨部學校，黨部活動在校內公開舉行，教官在校影響甚大，常讓學生膽戰心驚。但是，學生自有她們的生存之道。據 劉文六 教授回憶，一九七○全球迷你裙風行，音樂科學生挑戰學校長裙規定：上學穿短裙，升旗穿長裙，上課穿短裙，教官巡視時又穿回長裙。等到專五實習時，又挑戰學校短髮規定：實習留長髮，回校戴短假髮。有人不幸被教官抓到，只好寫悔過書。[22]

 

在女校中，「美育」是個教學重點。也許因為白衣黑裙、清湯掛麵的學生，無法在外型上講究美感，所以學校特重「美的內涵」、「美的舉止」（例如輕聲微笑），美教系師生則負責全校美化。

女師專也重視語文教學，包括注音、朗讀、作文、書法各方面。為培養學生即席演講能力，每週一次在朝會時抽籤臨場練習演講；科學館闢有四小間設置隔音設備的練習演講室，學生可站在高直鏡前練習講話，觀察自己儀態；並可錄音，做自我矯正發音及內容的參考。為了鼓勵學生自尊自重，學校一度實施「榮譽考試班級制度」，考試 時不須 老師監考，學生也不會作弊。[23]

 

 

女師專學生多為清寒優秀子弟，成績考得上北一女，但因為家庭因素而就讀本校，所以先天資質即很出色。當時社團為必修課，每學期要修四學分，學生課外表現因之十分突出。光是在1972年，本校學生就獲得獲孔孟學會論文比賽大專組第一名、台灣區音樂比賽管絃樂團五專團體組第一名、全國大專 聯吟大會七絕組第一名、台灣區民族舞蹈古典舞冠軍……。1979年本校與美國衛斯理揚學院（ 蔣 夫人母校）結為姊妹校，象徵著女師專校譽達到巔峰。

 

女師專畢業的優秀校友，如李月卿（特教專家）、萬家春（市立教大附小校長）、黃淑馨（前大理高中校長）、蘇蘭（創意語文教學工作者）……，都有「隱性女性主義」的特徵：雍容華貴、外柔內剛、自律嚴謹、創意無限、追求完美，這應該不是巧合。在這個教育背景下，校友董素貞對今日教改的感想是：「只有快樂，會有學習嗎？好逸惡勞，能當良師嗎？」校友萬家春對教育的理念則是：「教育是人教人、人傳人、人感化人。師長要站在學生立場，關心學生。想想：『孩子為什麼來這裡？以後到哪裡？』在他們來與去之間，能為他們做什麼？如 何透過 老師，使學生重燃生命的熱情？」女 師專 老師教的『知』，她早已忘記；但老師對她的『情』，她一輩子忘不了。

 

III. 師專、師院、教大時期

 

8.      台北市立師範專科學校(1979-1987)

 

 

因為台北市國小師資女多於男，比例嚴重失衡，引起值夜職務分配不公、校園安全、學生性別角色認同等問題，在台北市政府要求之下，本校開始男女兼收。師專八年，正值台灣從美麗島事件到開放解嚴，黨外活動蓬勃發展，社會力開始迅速釋放。因此，本校儘管門禁森嚴，但大環境的變化還是悄悄滲透進校園。

 

改制初期，學校尚未準備就緒，男廁、男宿舍均為臨時搭建，引起學生強烈不滿，男生的反彈很大。這也令 許多 老師感慨：「男生比較皮，不用功，不聽話！」另一方面，學姊對學弟照顧有加，也使校園內出現許多姐弟戀。師專第二屆畢業的校友劉兆文（曾任政大實小校長），對當時的學校風氣有相當直率的批評。他回憶，在他入學期間，整個學校風氣開始轉壞。考試作弊，不復榮譽制；路不拾遺風氣消失；也不再看到學生早上在校園背書。好的傳統漸漸流失了，但舊的包袱卻依然留下：母親四十年代在女師讀的東西，與他在七十年代讀的竟然一樣；他批評校政，也一度引起校方不滿。不過，四年級時他遇到一些很好的老師，下課抱書追老師問問題，週末到老師家從早泡到晚，師生關係親如父子，使他感到十分幸福。他在校期間，創辦「鵝湖教育學術研究社」與「鳴鐸教育服務團」，研究學問，關懷社會，勇於創造，因為「年輕人甘於現狀是一種墮落」！

 

1984孫沛德校長任期屆滿，陳榮華接任校長，女校長時代暫告一段落。陳校長時代研擬改制師院，嘗試在國小教學需求、大學生求知需求、教師學術專業之間求取平衡。他也努力提高師資（其時博士師資僅佔5%；2005年博士師資則佔72%），尋找新校地（本校與北一女互相覬覦對方校地；景美中國工商專校附近多為墳墓，坡度過大，不宜使用），並擴建新校舍（籌建勤樸樓）。兩年後毛連塭校長接任(1986-1994)，終於在1987年完成升格。

       

 

9.            台北市立師範學院(1987-2005)

 

 

本升格為獨立學院後，招收高中畢業生。最初所設七系是：初等教育，語文教育，社會教育，數學教育，特殊教育，音樂教育。隨著學校升格，教育方式亦由軍事管理逐漸轉為自由放任，與一般大學看齊。早期還有每週一次在全校升旗時抽籤講故事，後來連升旗典禮亦取消，更不用說制服、門禁、早晚點名……。

 

1995年本校歡慶創校一百週年，也出現了第一位教職員普選產生的校長──林永喜校長(1995-1998)。 巧合的是，前一年「師資培育法」通過，預示了本校將面臨再度轉型。據幼教系蕭美華老師回憶，1996年起本校發生重大變化：入學錄取分數往下掉；學生來源由中南部、鄉下地區轉為北部都會區；宿舍噪音增加（以前沒有電腦，沒有冷氣，又有門禁，十點就關燈）；許多擅於教學的老師退休，師資由學歷較高、較重研究的老師補充；學生價值觀改變，物質充裕而缺乏目標。體育系王富雄教授（現任主秘）則認為，女師、師專時期教育目標明確，學生以任教小學為職志，全心學習包班教學之各種基本能力。改制師院之後，各科系的專業要求未必能配合小學教學需求，學生難以在其中找到平衡，往往失去了對教育工作的使命感，素質下降。不過，林永喜校長認為，提升專業素養是師資培育必然的趨勢，學風日漸開放也是可喜的現象。重要的是：學生要不斷自我精進、追求成長，即使不擔任教育工作，也能成為國家的棟樑之才。

 

眼見師資培育法通過，師資不再由師範院校壟斷，各師範院校都面臨轉型壓力。從吳清山校長任內(1999-2002)開始，本校即開始尋找可能的出路，例如加入師範院校聯合系統、或改制為國立大學，但都沒有成功。隨著少子化加劇師培生就業危機，流浪教師問題在2004年嚴重爆發，教育部才強力要求各校師培生減半，轉型為一般大學，並與附近學校合併。在鄧國雄校長主持下(2002-2005)，本校目標為與台北體育學院合併，但對方不樂意；在校內整併部份系所，也引起相當爭議，轉型工作之艱鉅可見一斑。

 

10.        台北市立教育大學(2005-  )

 

 

2005年本校改制為教育大學，由劉源俊校長接掌校務。改制之後，設教育學院、人文藝術學院、理學院，師培生也從此減半。維持本校傳統師資培育優勢，並注入博雅教育內涵，成為全校師生戮力以赴的目標。

 

五．從「過去」，看見「現在」與「未來」

 

 

1.三個世紀的浮沈

 

        從上面的回顧可以看出，本校成立111年以來，歷經十一次的校名改變，和至少三個階段的起伏（1.國語學校北師時期，2.女師女師專時期，3.師專師院教大時期）。相較於前二個階段之輝煌歷史，目前這個階段顯得黯淡許多。

 

2.興衰原因

 

本校前二個階段的成功，應歸諸於日本及國民黨政權認識到師範教育型塑國民、社會之重要性，因之願意投入相當資源在師資培育上，使本校可以吸引傑出老師任教，也吸引優秀學生就讀。在校時學生受到強大的紀律要求，但日久外鑠他律轉為內發自律，學生以高標準自我要求，發展出刻苦耐勞、追求完美的性格。另一方面， 許多 老師對學生充滿關愛、全心投入，他們對教育的使命感激勵了下一代，使學生畢業後也以服務人群、完成大我為終身職志。但不可否認的，政治力的介入也造成某種思想上的箝制，使本校校風趨於保守封閉、威權性格濃厚。

 

而後一階段的沒落原因在於：政治力減少干預之後，本校一仍舊貫，以致於在教改風潮中處於被動守勢，成為被改革的對象。此外，小學師資包班全才的要求，與大學科系特殊專業訓練發生衝突，對本校造成嚴重挑戰。另一方面，解嚴前後社會開放，甚至有往下沈淪的趨勢，本校原有「公誠勤樸」、服務人群的校風也被社會風氣所侵蝕。我們終於不再以軍事化方式管理學生，但是並未真正激發學生的創意和獨立思考能力。 於是，舊時代的美德消失了，舊時代的缺憾卻留下來了，以致本校在面對時代巨變時，進退失據。

 

3. 先天限制與眼前危機

 

本校有其先天限制：它位於博愛特區，校地狹小、難以擴充；目前雖有「大直校區」的規劃，但是緩不濟急。再者，它隸屬於台北市，缺乏「國立」招牌的吸引力，要和他校競爭，的確有其先天的不足。本校學生大多有中上素質，善良純樸、潛力頗佳，但是受限於校園小、彼此同質性高，普遍有視野狹隘、畫地自限、自信薄弱、欠缺獨立思考能力的缺憾。

 

我們眼前的危機是：「師資培育法」打破師範體系對師資培育的壟斷，也強迫各師院系統轉型、與眾多大學競爭。「少子化」的浪潮又一波波襲來，隨著小學、國中、高中各校面臨關閉、合併危機，受到威脅的不只是師範體系學校，而是所有大學。本校面對的挑戰，已經不只是如何「振衰起敝」，而是如何「救亡圖存」了！

 

4. 轉型教大，繼往開來

 

        重新定位為一所「重視師資教育的文理科大學」之後，本校在以下各方面努力繼往開來，承先啟後：

──提供「卓越師資培育獎學金」，以每個月八千元獎學金，吸引優秀學生投入教育行列。

──整修校史室，進行口述歷史，匯集校內台北城牆石，改編鄧雨賢「四月望雨」名作，展出日治時期畫家校友作品，以彰顯校史。

──釐訂學校識別系統，確定校徽、校名標準字體，以校歌為上下課鐘聲，恢復升降旗儀式，開學典禮時舉行孔子誕辰紀念會。

 

──籌建大直新校區，促進數理、科技系所與周邊豐富資源密切合作。

──調整、增設系所，新設心理與諮商、社會暨公共事務、資訊科學、體育等學系。

──系所整併更名，原有語教、科教、音教、美教等系，改名為中國語文、自然科學、音樂、視覺藝術等學系。

──設立兒童發展、溝通障礙、藝術治療、科學教育、華語文教學、數位學習等跨領域碩士學位學程。

──修訂規章，激勵教師教學與研究並重。

──爭取經費，強化數位學習與博雅領域人才培育。

──設立通識教育委員會，規劃、評估全校通識課程。

──會考檢定，提升學生國、英語文及資訊能力。

──善用遠距教學，與日本京都大學、英國格拉斯哥大學共同開授國際化課程。

 

──辦理國際學術研討會與大師營，鼓勵學生到法國、美國、加拿大等國遊學、演出、進修。[24]

 

 

5. 化劣勢為優勢

 

        在精實改善學校體質的同時，本校還努力型塑與眾不同的特色。除了悠久而輝煌的歷史之外，本校真正的優勢，正在於大家所公認的「劣勢」上---它位於博愛特區，又隸屬於台北市。正因為位於博愛特區，最接近全國政經樞紐，所以可以將此精華資源納入學習範疇中，讓學生大開眼界，感受中央政府的呼吸與脈動。而隸屬於台北市，則可以利用首善之區的行政網絡，讓學生接觸公部門各個領域，了解市政運作、服務社群，也及早探索個人就業方向。這兩項優勢，可以說是全國獨一無二，再也沒有別的學校可以望其項背！若能善用二者，我們可以轉守為攻，培養新一代積極進取、敬業樂群的學生，改正既有的缺點，而繼承往昔優良的傳統。

 

6. 對未來方向的建議：

 

  a.「博愛特區學習網」

 

i. 各系就性質所近，將參訪博愛特區內各政府機關、私人機構納入課程當中。如：

中文系：重慶南路書店街、明星咖啡（作家流連地）、中國時報、西門町、紅樓劇場、牯嶺街小劇場、國語日報、電影資料館

 

社教系：總統府、二二八公園、二二八紀念館、台北賓館、中山堂、中正紀念堂、歷史博物館、文建會、國防部史政編譯館、蒙藏委員會、台灣菸酒公司（原公賣局）、台北各城門、濟南教會、國父史蹟紀念館、城隍廟、寶藏巖

 

音教系：國家戲劇院、國家音樂廳、中山堂、中國音樂書房

 

美教系：藝術教育館、歷史博物館、中華工藝館、文化總會、華山藝文特區、國北教大藝文中心、楊英風美術館、鴻禧美術館

 

英教系：外交部、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僑委會、美國文化中心、新聞局國際新聞處、西門町、佳音美語、科見美語

 

公共系：總統府、行政院、立法院、監察院、財政部、經濟部、中央銀行、台灣銀行、司法院、最高法院、高等法院、台北地方法院、中央選舉委員會、台大法學院暨社會科學院、中正區行政中心、勞保局、民進黨總部、警察廣播電台

 

 

ii. 其他可能進行方式：

¨         舉辦「博愛特區生活地圖比賽」，鼓勵學生組隊參加。觀察重點可放在歷史、藝術、自然、政府機關、宗教、媒體、學校、美食、娛樂、購物……上（地圖可以立體或平面、手繪或電腦製作……等多采多姿方式呈現，每一地圖表現一項重點，並附帶說明訪查所見所聞）。

¨         在新生訓練、系週會時，邀請文史學者、機關首長來校演講，介紹博愛特區之學習資源。

¨         發行學習護照，要求每個學生在大一、大二期間利用若干最重要之機構（自行前往或隨班前往），如：在國家音樂廳、國家戲劇院、中山堂看過表演（與各表演場所合作，提供廉價學生票），到國家圖書館找過資料，到立法院旁聽過質詢，參觀過各級法院、參加過植物園解說活動，參觀過歷史博物館展覽……等等）。

¨         鼓勵學生週末到中正紀念堂廣場、二二八公園音樂台、火車站地下街、西門町、牯嶺街藝術市集……做社團表演或其他才藝演出，讓市民認識本校學生。

¨         鼓勵學生在各機構服務學習，或擔任工讀生。

 

  b.「台北公益建教網」

 

     i. 各系就性質所近，與台北市政府各單位建立建教合作關係，提供學生實習機會。如：

教育系：台北市各中小學、台北市教師研習中心（教育局管轄）、台北市兒童育樂中心（教育局管轄）、兒童福利服務中心（社會局管轄）、

 

特教系：台北市身心障礙福利會館（社會局管轄）、台北市特殊教育資源中心、台北市立特殊學校（啟明、啟聰、啟智、文山）、早期療育綜合服務中心（社會局管轄）

 

幼教系：市立教大附幼、各市立托兒所（社會局管轄）、兒童托育資源中心（社會局管轄）、市立南海實驗幼稚園（教育局管轄）

 

心理與諮商系：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原名市立療養院，以治療精神科疾病為主）

 

ii. 本校經費為台北市所支持，理應與各NPO（非營利組織）合作，以更多公益服務，爭取市民認同。鼓勵志工精神，「在別人的需要中，看到自己的責任」，以所學服務社區，也增加未來就業機會。

A. 可建立合作關係的NPO：

慈濟功德會、勵馨基金會（援助弱勢少女）、主婦聯盟、崔媽媽基金會、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總部、荒野保護協會、蠻野心足生態協會、各社區大學……

 

B. 可能之運用方式：

¨         參與青輔會之「NPO議題通識課程化」計畫，鼓勵學生擔任教育、文化、社區志工。

¨         鼓勵各系所認養中正、萬華區弱勢小學，提供補救教學、作文指導。

¨         鼓勵校內社團（如慈青社）服務中正、萬華區弱勢民眾。

¨         鼓勵系學會內設置公益連絡組；各系辦系週時，加入對社區服務的項目。

 

 

當然，這只是各種可能性中的一種。

 

六．總而言之──

 

 

「所過者化，所存者神」。繼往才能開來，承先乃能啟後。然而，過去與未來的銜接，不是墨守成規、照單全收，而是通過反省，創造性地轉化，才能使老幹開出新枝。

 

 

「不信青春喚不回，不容青史竟成灰」。

 

讓我們為所有曾在這個校園認真活過的人大聲鼓掌，也讓我們繼續努力，預約這所學校的下一個一百年！

 

 

 

                                                         2007/5/4

 

                                                         2007/5/20

 

                                                         2008/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