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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回首

百年回首──台北市立教育大學校史紀要

 

 

李淑珍

 

台北市立教育大學

 

社教系副教授

 

 

 

一.或許你不知道……

 

──本校為日本政府在台所設第一所新式學校(1896),早於台北帝大(台灣大學前身)。

──此一歷史淵源,使本校位於全台政治中樞地帶(博愛特區),總統府、總統官邸、立法院、行政院、司法院、監察院、教育部、國防部、外交部、內政部、經濟部、財政部、中央銀行、台灣銀行……皆近在咫尺。

──經過清末、日治、民國三個時代對首府核心的長期經營,此區的文教資源及歷史古蹟更是蔚為大觀,包括:國家音樂廳、國家戲劇院、國家圖書館、歷史博物館、國立台灣博物館、中山堂、中正紀念堂、二二八紀念館、植物園、公賣局、台北賓館、重慶南路書店街、西門町電影街……,均為本校豐富之學習資源。

 

──今日之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南大學、台北科技大學、宜蘭大學、建中、北一女、中山女中、國小、東門國小、士林國小、大龍國小……,皆發源於本校。

──日治時期台灣主要藝術家多為本校校友,受教於石川欽一郎。包括:倪蔣懷(第一位水彩畫家)、劉錦堂、黃土水(第一位雕塑家)、陳澄波(死於二二八)、郭柏川、王白淵、李梅樹(改建三峽祖師廟)、廖繼春、陳植棋(學潮領袖)、李澤藩(李遠哲之父)、李石樵、……

──本校日治時期其他著名校友:

政治家:蔡培火(台灣民族運動先驅,林獻堂左右手)、林木順(台共領袖)、李友邦(台灣義勇隊、台灣三民主義青年團領袖,死於白色恐怖)、游彌堅(台北市長)、吳三連(企業家、台北市長、創立自立報系)

報人:林呈祿(日治時期台灣人唯一喉舌《台灣民報》、《台灣新民報》等報主筆)、羅萬俥、黃呈聰

 

財經專家:陳炘(死於二二八)、陳逢源、許丙、許金德

法學家、律師:蔡式穀(法學教授與律師)、吳鴻麒(參與戰後法院接收工作,審判戰犯台灣總督安藤利吉,死於二二八)

 

政治運動家女權提倡者:王敏川

宗教家:林秋梧(台灣革命僧)

音樂家:張福興(台灣第一位西式音樂家)、李金土

 鄧雨賢(音樂家,「四季紅」、「月夜愁」、「望春風」、「雨夜花」作者)

文學家:吳濁流(小說家,《亞細亞的孤兒》作者)

教育家:朱昭陽(創立台灣第一所私立大學──延平學院)、張耀堂(曾任建中校長)……

──除了日治時期的「國語學校」、「台北師範學校」之外,民國時期之「台北女師專」,更是名聞遐邇,培養出眾多優秀女性教育人才,在台灣各角落發光發熱。

 

 

二.也許你很困惑……

 

──既然本校過去赫赫有名,為什麼現在會相對黯淡?

──本校校址沒有改變,為什麼從校園建築中看不出歷史悠久的痕跡?

──「師資培育法」打破師範院校對師資培育的壟斷,「少子化」將進一步造成小學、中學乃至大學關閉、合併。一向以培育師資為重心的本校,未來究竟何去何從?

──了解校史,除了緬懷過去光榮之外,還有什麼用?遙遠的過去,能夠幫助我們解決現在的

問題嗎?

 

三.了解校史,有什麼意義?……

 

 

歷史要求我們以寬闊的胸襟、宏觀的視野思索人間種種。它給我們看世界的制高點。

 

歷史也教導我們以清明理性反照自身,在驚喜地發掘過去的光榮之際,也勇敢地面對自己的限制。

 

我們必須回到「過去」,才能撥開迷霧,為「現在」定位,也才能從中發現自己潛藏的可能,為「未來」尋找出路。

 

 

四.    跨越三世紀的故事

 

 

   本校到目前為止,更換過十次校名,使得校內師生、社會人士都難以辨認它的多變面貌。它的巴洛克式紅樓建築,先毀於二次世界大戰戰火,再經過1970年代大規模改建,使人難以驗證它漫長的身世。可是,百歲以上的菩提樹、母女榕,殘留的台北城牆石、「創立三十週年紀念碑」、《台北師範學校創立三十週年紀念誌》、《雙冬疏散學園繪卷》、「建國作人碑」、「安居戒逸碑」……,莫不留下不可磨滅的歷史痕跡,讓我們可以追溯前塵往事。它在台灣教育史、藝術史、文化史、政治史、女性發展史……上的重大意義,少有其他學校能夠匹敵。從十九世紀末走到二十一世紀初,這個學校有太多故事可說,且讓我們娓娓道來……

 

I. 國語學校、北師時期

 

1. 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1896-1919)

 

清末劉銘傳巡撫治台時,曾設有師範學堂。日本人來後廢此學堂,改設芝山巖學務部學堂(1895),在今日士林芝山巖惠濟宮上課,培養通譯人才,成為本校前身。只是成立才四個月,六名日籍教師就被士林抗日人士殺害。日軍在嚴厲報復之際,將學校暫時遷至萬華祖師廟,並在台北城南文廟舊址,建本校新校舍,是為「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由町田則文擔任首任校長。

 

當時台北城內空地很多,何以要拆孔廟來建新式學校?日本政府自然有其推翻中國文化傳統、建立殖民意識形態上的考量。鑑於士林「芝山巖學堂」距離統治中樞太遠、馳援不易,「國語學校」設置地點距離總督府不到二百公尺,以便於總督府直接監視控管。而這個地點選擇,對本校未來發展有深遠影響。

 

「國語學校」最初設師範部和語學部,語學部又設土語(台語)科、國語(日語)科,以培養通譯人才。而在1902-1918年間,它不斷擴張,包羅各式教育,包括師範部、中學部、國語部、實業部,實業部下又有農業科、電信科、鐵道科等,成為全島最高學府。

 

在殖民統治之下,校方對日台學生有差別待遇。依據1902年時學制,師範部甲科招收中學畢業之日籍生就讀、修業二年,乙科則招收小學畢業之台生就讀、修業三年。畢業後,日籍生教小學校,台籍生教公學校,日生在學公費與教書薪水都比台生高約六成。不過,國語學校的教師薪給比照大學,因此聚集著優秀的教師( 許多 老師畢業自東京帝大、京都帝大、早稻田大學),加上學生素質高,人才輩出,本校培育出日治時期一整代台灣菁英,在政治、經濟、教育、藝術各方面均有極傑出之表現。從上文所列傑出校友名單中,即可窺見一斑。

 

作家吳濁流在《無花果》、《台灣連翹》等書中回憶:他是當年關西、新埔、六家、湖口一帶唯一一個考上國語學校師範部的學生,轟動地方,家中賀客不絕。師範部完全免費,每月還可領公費,但畢業後要服務五年。為了避免台灣人智能受啟發、對政治心生反抗,國語學校教科書內容很淺,比日本內地中學課程程度還低。還好認真的老師會把學生當大學生看待,為學生補充許多艱深課外教材,用功的學生也勤讀課外書籍。教師中有進步份子,也有保守人士。太田校長、矢 先生、八沼先生都是賢能的教育家,從心底同情台灣人,儘量鼓勵學生向上(八沼先生常說:「為讀書而死,是老師所歡迎的」)。而擔任舍監頭的志保 田鉎吉 ,幾乎記住了全校六百多名學生的名字,但他諂上驕下、嫌貧愛富,常因小事令學生集體退學,令學生十分反感。[1]

 

教育家朱昭陽在1917年進入國語學校國語部。當時每年招收國語部一班、師範部四班,每班四十名,共計二百名。國語部培養低級職員,每個月學雜費為四元五角,算是十分便宜。除了教漢文的是台灣人之外,其餘老師都是日本人。在他印象中,雖然政府政策冷酷,但時值大正民主時期,日本知識份子大多接受自由思想洗禮,老師對學生充滿關懷之情,他沒有看到老師體罰過學生,所以比較沒有被日本人歧視之感。學校課程以日語為多,其他還有漢文、修身、物理、化學、博物,日本及外國歷史、地理,音樂、體操、英文、法律、經濟等科。他為學校課程程度太低所苦惱,努力自修,也幸運地得到學長吳三連的照顧指導。[2]

 

1919年學校改制,朱昭陽曾帶頭罷學抗議,太田秀穗校長苦口婆心勸阻,說得聲淚俱下;後來學生返校,校長實踐承諾,不追究責任,讓學生順利完成學業,使朱氏深深感念。但若和他日後就讀的東京一高自由學風相比,國語學校還是校規太嚴、管制太多。他相信:自由放任不會使學生變壞,反而更能培育出獨立自主、特立獨行的人才來![3]

 

        整體而言,國語學校時期畢業的台籍傑出校友,大多有強烈的時代使命感。他們積極投入設置台灣議會請願運動,也致力於文化革新和社會改良。於是我們看到:林呈祿期許「孤島的台灣」成為「東洋的台灣」、「世界的台灣」;王敏川激勵台灣女子性培養獨立人格;蔡培火以基督徒精神救世;倪蔣懷贊助藝術工作;陳炘、陳澄波為熱愛鄉土而死;游彌堅在兵燹之餘堅持文化建設;吳三連堅信「犧牲奉獻才是真正肯定自己的存在」;朱昭陽以一生證明「生命的意義,不在當大臣,而在培養大臣」……。

 

從世俗角度來看,他們的人生多半坎坷,甚至以悲劇結束。身為台灣菁英,他們歷經日治時代、二二八、白色恐怖,許多人受辱、坐牢、冤死……,似乎不值得羨慕。但透過他們清澄、堅毅而專注的眼神,我們發現:不論結果如何,在掙扎奮鬥的過程中,他們已經以有限的生命,體現了人的無限尊嚴。踩在他們曾經走過的土壤,你是否感覺得到:七八十年後,他們的精神依然與你同在?

 

 

2.      台灣總督府台北師範學校(1919-1927)

 

 

1919年本校改制,廢除實業部,以師範部、國語部為主,學校提升為高中程度,師範部入學資格為小學畢業,修業五年,一年有三個學期。此一時期台北帝國大學尚未成立,本校校譽崇隆,與「台北醫學專門學校」(台大醫學院前身)並稱為「台灣之劍橋與牛津」。前者公費,吸引清寒菁英;後者自費,則吸引中產階級以上優秀學生。[4]

 

當時的師範生過著紀律嚴謹的學校生活,全體住校。日、台學生分住兩棟宿舍,各有日、台料理伙食。宿舍管理嚴格,不可吃外面的東西。即使父母送來之食物,亦須得到舍監許可才得食用。

平時不可外出,週六下午才可外出,週日收假。若欲回家或到保證人家外宿,須家長、保證人來信請假。每天早上,起床號叫醒學生,盥洗後做早操十五分鐘,集合做「修身」功課(反省討論),然後才吃早餐。餐後早自習,八點上課。下午三時學科課程下課,改作園藝工作(種菜種花),到傍晚才揮汗回校,洗澡吃晚飯(洗澡熱水全天供應,從公賣局製樟腦用水轉接而來)。晚餐後有一段自由活動時間,但接下來是兩小時晚自習。睡前舍監會查房點人數。(但有些調皮的學生會在熄燈後翻牆,到龍山寺、西門町吃宵夜。)在嚴格的管理下,也有若干輕鬆的游藝活動,例如:觀月會、忘年會、送別會、歡迎會、音樂欣賞會(聽唱片),和攝影展覽會。畢業旅行更是盛事;為籌旅費,學生一入學就開始扣公費零用金。有一段時期,日本學生參加環島旅行,台灣學生則到日本內地參訪,一去就是十八天──但光是坐船往返,就要花去六天![5]

 

由於校規嚴格,桎梏優秀青年心靈發展,校友黃呈聰對當時的北師有相當的批評:「自國語學校而至改稱作師範學校,都是以範圍極細的機械的教育法,極端拘束他們,要使他們成了孱弱順從的一個機械的教育者,全然沒有啟導他們的個性,陶冶他們的人格,不過以壓迫的教育法來使他們屈從,誤信做師範教育的金科玉律……」。[6]

 

年輕氣盛的學生對日本校方長期不滿,一旦遇到民族主義鼓動,血液為之沸騰,很快就爆發集體反抗。1920年代,在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美國威爾遜總統民族自決原則、中國五四運動、日本大正民主、朝鮮三一運動……的影響下,台灣也出現對抗殖民政府的風潮。以抗日領袖林獻堂、蔣渭水為首,多名校友(如蔡培火、王敏川、陳逢源、林呈祿、黃呈聰、蔡年亨、楊振福、戴雙喜、黃運元、謝春木、許天送……)共同發起了「台灣文化協會」,[7] 從事文化啟蒙與政治社會運動。本校學生對此熱烈響應,加入者高達二百八十餘人。在校內,學潮也層出不窮,芝麻小事也能成為導火線。

 

1922年學生在人行道上靠左行走,違反日治時代右行規定,與警察發生衝突,南警署署長甚至一度拔刀示警。此事造成四十五名學生被捕,林秋梧等十五名學生被退學,太田秀穗校長及南警署署長均引咎辭職。1924年又發生畢業旅行地點衝突事件:台生想到中、南部,日生想去宜蘭,校方接納日生之主張,使台生不滿(特別是因為他們必須負擔旅遊費用,而日生則是公費),在準備出發時,以不起床方式抗議,當晚並投石向舍監、職員示威。為了此事,學校退學了三十八名學生,其中包括後來的名畫家陳植棋。[8] 同一年,學生李友邦、林木順等攻擊新起街派出所,並在警方來校逮捕之前潛逃。……以上事件中遭退學之學生,後來多轉往日本、中國發展,成為積極抗日人士,影響深遠。

 

 

        為一波波學潮焦頭爛額之際,已升為校長的志保田聘請畫家石川欽一郎再度來台任教,企圖以美育轉移學生對現實的不滿。[9] 前後在本校任教十七年(1907-19161924-1932)的石川欽一郎,曾在英國研習水彩畫、並擔任總督府陸軍翻譯官。當其他老師穿著軍服、顯示階級與威嚴時,石川老師總是穿著西服,如英國紳士般風度翩翩。他謙和包容,對學生鼓勵多於批評,常以小品畫獎勵有進步的學生。除了課堂教學,他也與學生組織寫生會,週末到台北郊外寫生,並定期在學校或博物館展出。[10]奇蹟似地,在他的影響之下,學生對美術的興趣熱烈地燃燒起來,從倪蔣懷、陳植棋到李梅樹、廖繼春、李澤藩、……,現代台灣第一代美術家於焉成形!

 

 

3.台灣總督府台北第一師範學校(1927-1943)

 

 

因為日、台學生長期相處不睦,加上學生人數日益增加,總督府乃在偏遠的六張犁(「芳蘭校區」)成立第台北第二師範學校,容納台籍學生。台籍學生抗議不果,含淚將台生學籍資料搬運至二師。城南校區之第一師範全為日生,芳蘭校區之第二師範則是初始以台生為主,後來日生愈來愈多,乃至最後台生僅佔九分之一。但因台生入學名額少,競爭激烈,學生素質較日生為高。[11]

 

此一時期,本校培養由初等教育至高等教育之各級師資。1928年增設女子演習科,招收島內各高等女校畢業生,修業與任用與男生平等,成為本島女子最高學府。這是本校第一次招收女生,而女學生仍以日人居多。據校友黃金桂、徐端妹等人回憶,當 老師不怎麼管學生,但是學姊對學妹管得極嚴,動輒責罵,常批評學妹彎腰鞠躬時臀部翹得太高,或腰彎得不夠低,吃飯動作不對。學妹要對侍奉學姊:倒茶、擦鞋……。台日差別待遇也依然存在,例如:日本學生免費,台灣女生則要交學費每年72元(相當於1995年之八萬元)。導師對台灣女生往往看不順眼,常糾正其生活細節,並要求趕快「皇民化」。[12]

 

日本人的優缺點,讓二師普通科、一師演習科畢業的郭秋麟校友點滴在心頭:守法、清潔、有禮貌是他們的優點,驕傲、欺負弱者、看不起台灣人及其他弱小民族,則是他們的缺點。但全能的師範教育,使學生多才多藝,也在他身上充分顯現:郭校友既是排球國手,又能夠彈琴作曲、寫作劇本,還是教堂聖歌隊指揮。八十歲時彈起「荒城之月」,神態瀟灑、技巧純熟,儼然還是春風少年!

 

4.      台灣總督府台北師範學校(1943-1945)

 

 

由於太平洋戰爭曠日費時,總督府為節省資源,又將第一、第二師範學校合併,並將程度提升為專科。南門校區為預科及女子部使用,芳蘭校區則為本科學生使用。

 

隨著戰爭局勢愈來愈緊張,學生早餐吃稀飯,中餐吃水煮南瓜,晚餐吃水煮魚,宿舍裡赤痢、傷寒流行。1945年三月,日人為配合戰時需要,動員全台學校一律參加糧食生產、戰技、防空訊連、國防建設等工作。北師大隊被編為二個步兵中隊和二個機槍中隊,調往宜蘭第一線,抵抗美軍。由於南門校舍在戰時由日本軍司令部長期徵用,故而成為美軍轟炸的重要目標。1945五月三十日清晨,台北遭到美軍數百架次飛機猛烈轟炸,本校落彈竟達五十八枚,校舍幾乎全毀。[13]

 

誰也沒想到,在這個最困頓的時刻,卻出現了校史上一頁令人難忘的篇章。畢業自東北帝大理學部、京都帝大文學部的鹽澤亮老師,率領235名女生疏散到雙冬(今南投草屯雙冬國小),以他驚人的書、畫造詣,將大戰結束前後的經歷,繪成精美絕倫的《雙冬疏散學園繪卷》。[14]在繪卷中,我們看到:疏散到鄉下的女學生,必須從事大量體力勞動,撿柴、闢菜園、施肥、除草……,由於體力不支,陸續罹患瘧疾,僅有二三人倖免,另有三人死去。在學生情緒動搖之際,老師對他們訓話:此時大部分男子都已上戰場,國小師資低落,故須培養優秀內地(日本)女教員到各校服務,以挽救台灣初等教育的衰頹。「你們是台灣婦的代表,國家未來的主人翁兒童的教育工作,正落在你們肩上,國家非常時期,更要堅強奮鬥,克服一切難關。」老師帶領著學生對抗瘧疾,規定焚萱草驅蚊,晚上七點後進入室內,準時服用預防藥丸,勤修補蚊帳,學生互相照顧看護。為了讓學生忘掉不快,校方舉行勞軍、賞月會、捕魚、遠足、採藥、製作工藝品……等活動,還應學生要求,飼養雞、鴨、鵝、兔等五十多隻家禽家畜,下蛋就為病患補給營養。

 

九九峰、烏溪山川秀美,山上人家人情溫暖,幾個月下來,鄉居滋味竟然愈來愈甜美。外面戰火漫天,雙冬的偏僻山坳,卻為原來惶惶不可終日的師生,提供了桃花源一樣的平靜日子,忘了身處戰時。用李英妹校友的話來說,「雙冬的生活,讓我們重新活過來。」只是,美好的時光沒有停留太久。八月十五日,學生家長帶來天皇宣佈無條件投降的報紙。老師召集全體學生宣佈日本戰敗消息,哽咽得說不出話。滿堂師生痛哭流涕,過了數小時沒有人走出室外。出身仙台武士家族、矢志效忠天皇的鹽澤老師,沈重地下了這個結論:「在台灣的日本教育,本島教育芝山巖學堂正統的台北師範精神,就在此告終結。」

 

鹽澤老師擔憂學生前程:這些女孩在家個個是掌上明珠,在學時也是嬌生慣養,如今其父母官職被放逐,沒有收入來源,解散回家後不知如何生活?且在共產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旋風中,身為戰敗國國民,又如何應付是好?想到人生的無常與他們黯淡的前途,令他心思淒苦而紛亂。日籍學生前途未卜,本島畢業生一樣挑戰重重:二十歲前拼命學日語,戰後則要改學ㄅㄆㄇㄈ,現學現賣,考驗極大。戰 老師社會地位低、待遇亦低,不如日治時期。從天皇子民轉為中國民國國民,其間的認同困惑,更不足為外人道。

 

六十年後,當年少女垂垂老矣。2007年春天她們在雙冬重逢,在盈眶淚水中,她們以日語合唱起:「驪歌」、「故鄉」,為那生命中最美好的六個月……

    

II.女師、女師專時期

 

5.      台灣省立台北女子師範學校(1945-1964)

 

 

1945年日本戰敗,中華民國政府接收本校,在殘垣破瓦中重新苦心經營。本校改為女子師範學校,招收初中畢業程度女生,一切公費(包括食米配給),修業三年,畢業後擔任國小幼教師資。而芳蘭校區則改為「台灣省立台北師範學校」,招收男生,後來演變為今日之「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本校女師、女師專時期的校長都是女性,在學問、治校能力上都不讓鬚眉。女師第一任校長任培道 女士,畢業於長沙師範、美國伊利諾大學,據說年輕時為毛澤東舊識、頗為激進,後來曾任國大代表。在名作家嶺月的心目中,她聲音慈愛像媽媽,一身寬鬆長袍和短髮,加上一副厚片眼鏡,模樣像個胖老伯。她每天五點半起床,勤讀古文、以身作則,晚上卻要和其他師長輪流看守廁所──因為在物資奇缺、治安蕩然的戰後,有些民眾會來學校偷馬桶!她非常擔心社會對女師的評價不如日治時期,心心念念都在治校工作上;「繄締造之艱難兮,實寢饋之俱忘。究中西之學術兮,增女德之輝煌,教育英才作民望,巾幗何多讓!」,早期校歌的歌詞,實為任校長自己的寫照。學生們仰慕她的學問和成就,都說以後要學她不結婚、不打扮,要做「先生」不做「小姐」。[15]吊詭的是,任校長一生未婚,但教學理想卻是培養「明師、賢妻、良母」。研究台灣女性主義的起源,或許可以在這裡看到另一種面貌?

 

繼任的秦則賢校長為天主教徒,對離鄉背井的學生慈愛如母,從教會引進奶粉,製作牛奶饅頭、牛奶稀飯給學生添加營養;還會用濃重的寧波口音,邀學生到家裡喝酸梅湯。兩年後鄭昭懿校長從花蓮調來,要求嚴格,引起學生抗議。在嚴謹保守的女校,竟然也出現學潮!有高年級學生在黑板上寫:「花蓮狗回花蓮去吃花蓮薯!」令師長大驚失色。教官要查辦記過,但全體學生一致三緘其口、不肯說出首謀,教官只得作罷。也許因為這個風波,鄭校長的形象轉為溫和,但後來她

因家庭問題在任內自殺,令人惋惜。

 

 

早期女師有若 干日籍 老師留任,但後來多為外省老師,一人一種鄉音,但學生居然也聽得懂。學生裡面,外省人、閩南人、客家人各佔三分之一,在嚴格的團體生活中打成一片,親愛精誠。

這個時期的學生生活,延續了日治時期的軍事化管理,但又多了許多戒嚴時代的特色。同樣是全體住校,早上五點半起床,晚上九點 半就寢,有早晚點名,晚上有晚自習。週日雖可外出,但晚上七點半以前須趕回學校晚自習。學生個個聰明絕頂,好學敏求。清晨五點,就有學生拿書在操場唸。晚點名後,教官要抓太用功的學生,不准她們在浴室、廁所、樓梯間繼續看書,以免傷了身體。這個時期學生必須參加勞動服務,包括:割草、種花木、輪流刷洗餐桌、每週末大掃除。週三還要到婦聯會縫征衣、摺紗布,給戰士、傷患使用。一年級學生每天早上排隊走三四十分鐘石子路,從馬場町宿舍趕到學校吃早餐和上早自習,在天色朦朧中常會遇到四五部軍用卡車,車上憲兵押解臉色蒼白的死刑犯,赴刑場執行槍決。[16]

 

五○年代物質匱乏,生活克難自不用說。學生自辦伙食,早餐一個饅頭配一碗稀飯,午晚餐則為又乾又硬的糙米飯,又沒有可口的菜,令人食不下嚥。但校中養豬、年節加菜,相對於其他師範,已是最好的伙食,讓其他學校學生豔羨。學校規定頭髮中分齊耳,加上難看的卡其制服,使女孩子看起來都矮矮胖胖。此時「反共抗俄」呼聲正高,學生要參加許多愛國運動,如軍中服務、戰鬥晚會、化妝遊行、壁報比賽、合唱比賽、演講比賽,國慶日、青年節都須派公差參加。每逢國家慶典集會遊行,女師學生總是排第一排,雄糾糾氣昂昂,看總統府陽台上紅光滿面的蔣公看得一清二楚。親眼目睹「民族救星」,許多學生熱淚盈眶,邊遊行邊哭,即使大風大雨,也精神抖擻走完全程。

 

不用說,學校當然不准女生交男友,她們就是連休閒生活也沒有。最開心的是週末可以出校門,只要從學校走到台北大橋,右邊去左邊回,一路東張西望,看看路邊商店,就覺得非常滿足。──今天看來,這樣的青春,豈非乏善可陳?但校友並不覺得。

 

前北一女校長鄭美俐校友說:「刻苦耐勞的生活,培養硬骨頭,可以應付當校長的挑戰」。金梅仙校友則說:「女師培養對學生教育的使命感、對教育的奉獻情操,令我們終身難忘。」在校友嶺月、陳巧雲等人的回憶中,女師的師長關愛學生,每天從早上七點半到晚上七點都在校,學生隨時可以找老師聊天,老師對學生瞭若指掌。他們使學生知道教育的重點在於愛與身教,使學生願意終身奉獻教育。[17] 這樣的師資養成教育,今日已成絕響。

 

6.      台灣省立台北女子師範專科學校(1964-1967)

 

 

1964年本校(再度)升格為專科,由民國時期總理熊希齡之女、哥倫比亞大學畢業之熊芷女士擔任校長。據何清吟教授、丁原基校友回憶,熊校長充滿活力與創意,服膺杜威教育理念,宿舍勻出一室,每日安排一組學生入住,開門灑掃、應對進退,由校長一一教導;學生畢業前,須住校長家與校長共同生活一週,以做最後品質管制。她也要求每班導師,每週至少須有一次與學生共進午餐,以了解學生。為了改善學生矮胖身材,她又規定早晚必喝奶水,將健素粉和麵粉混合製成饅頭,又黃又硬,每天菜色也經專門調配。這樣的食物,營養則營養矣,風味則有時令人不敢恭維。她又請來禮儀專家高梓義務指導應對進退禮儀,以培養氣質嫻雅的女孩。[18]--這樣的女子教育,在今日也成為絕響!

 

7.台北市立女子師範專科學校(1967-1979)

 

 

台北市改為直轄市後,本校歸屬台北市。就當時而言,此乃優勢而非劣勢,因為分發地亦在台北,受到學生歡迎。

 

1969年熊芷校長退休,孫沛德校長接任。孫校長為在任最久的校長(1969-1984),關愛學生(她曾在加護病房照顧車禍受傷同學,二日二夜不眠不休,直到學生家長趕到、學生甦醒)[19],極有教育家風範,對本校貢獻至鉅。在她的領導下,本校開始全面更新校舍(1970-1984),工程極為浩大。據孫校長回憶,為爭取立法委員支持改建,她特地帶他們參觀學校簡陋艱困的一面:破舊大澡堂,留有日據時代圓形水池,學生在四周取水洗浴,裸裎相見;寢室每室上下鋪四十人,不通風又無光線;教室屋頂到處漏雨,下雨時到處接水;學生每學期粉刷牆壁一次,但因漏雨而白粉每天飄落。

 

新校舍由女建築師修澤蘭設計,校門從公園路改至愛國西路,圍牆則採新穎的鏤空設計(女字牆)。工程開始後,校舍原地整建,必須不影響學生上課食宿,極為艱難。此外,第二期工程遭逢全球能源危機,物價高漲,包商損失慘重,無力完成,曾停工兩年。(中正堂因之有偷工減料之虞)今日本校建築除了勤樸樓、公誠樓之外,其餘建築多為孫校長任內改建,令本校為之煥然一新、值得感念。[20]

 

可是,由於改制、換名頻頻,已經造成師生難以有歷史連續感;老建築的拆除,更造成歷史意識嚴重斷層,甚至造成日治及女師時期校友的疏離感。 何清吟 教授說,「全校除了菩提樹以外,沒有一樣東西保留著我初來這裡時的印象。」如果留下紅樓外觀、只是整建內部,今日學校可以增加更多歷史深度與文化質感。當然,我們不能責備賢者,畢竟當時還沒有古蹟保存觀念與技術,但這個經驗可以作為日後校園更新工作的借鑑。

 

女師專注重生活教育,繼續軍事化管理。頭髮中分齊耳、白衣黑裙、裙長齊膝;每天升旗、集體用餐、長官致詞完才能喊口令喊開動;學生住校,夜間由導師陪伴自習;一週僅有一天可以外出。特殊的是,因為國慶閱兵、軍隊進駐,國慶日時本校可以放假十天。在白色恐怖時期,師範教育被視為「精神國防」的重要一環,本校師生的思想也受到嚴密監視,無心言語常被誣為有通匪嫌疑,使校園風聲鶴唳。[21]

 

這個時期本校是國民黨超級黨部學校,黨部活動在校內公開舉行,教官在校影響甚大,常讓學生膽戰心驚。但是,學生自有她們的生存之道。據 劉文六 教授回憶,一九七○全球迷你裙風行,音樂科學生挑戰學校長裙規定:上學穿短裙,升旗穿長裙,上課穿短裙,教官巡視時又穿回長裙。等到專五實習時,又挑戰學校短髮規定:實習留長髮,回校戴短假髮。有人不幸被教官抓到,只好寫悔過書。[22]

 

在女校中,「美育」是個教學重點。也許因為白衣黑裙、清湯掛麵的學生,無法在外型上講究美感,所以學校特重「美的內涵」、「美的舉止」(例如輕聲微笑),美教系師生則負責全校美化。

女師專也重視語文教學,包括注音、朗讀、作文、書法各方面。為培養學生即席演講能力,每週一次在朝會時抽籤臨場練習演講;科學館闢有四小間設置隔音設備的練習演講室,學生可站在高直鏡前練習講話,觀察自己儀態;並可錄音,做自我矯正發音及內容的參考。為了鼓勵學生自尊自重,學校一度實施「榮譽考試班級制度」,考試 時不須 老師監考,學生也不會作弊。[23]

 

 

女師專學生多為清寒優秀子弟,成績考得上北一女,但因為家庭因素而就讀本校,所以先天資質即很出色。當時社團為必修課,每學期要修四學分,學生課外表現因之十分突出。光是在1972年,本校學生就獲得獲孔孟學會論文比賽大專組第一名、台灣區音樂比賽管絃樂團五專團體組第一名、全國大專 聯吟大會七絕組第一名、台灣區民族舞蹈古典舞冠軍……。1979年本校與美國衛斯理揚學院( 夫人母校)結為姊妹校,象徵著女師專校譽達到巔峰。

 

女師專畢業的優秀校友,如李月卿(特教專家)、萬家春(市立教大附小校長)、黃淑馨(前大理高中校長)、蘇蘭(創意語文教學工作者)……,都有「隱性女性主義」的特徵:雍容華貴、外柔內剛、自律嚴謹、創意無限、追求完美,這應該不是巧合。在這個教育背景下,校友董素貞對今日教改的感想是:「只有快樂,會有學習嗎?好逸惡勞,能當良師嗎?」校友萬家春對教育的理念則是:「教育是人教人、人傳人、人感化人。師長要站在學生立場,關心學生。想想:『孩子為什麼來這裡?以後到哪裡?』在他們來與去之間,能為他們做什麼?如 何透過 老師,使學生重燃生命的熱情?」女 師專 老師教的『知』,她早已忘記;但老師對她的『情』,她一輩子忘不了。

 

III. 師專、師院、教大時期

 

8.      台北市立師範專科學校(1979-1987)

 

 

因為台北市國小師資女多於男,比例嚴重失衡,引起值夜職務分配不公、校園安全、學生性別角色認同等問題,在台北市政府要求之下,本校開始男女兼收。師專八年,正值台灣從美麗島事件到開放解嚴,黨外活動蓬勃發展,社會力開始迅速釋放。因此,本校儘管門禁森嚴,但大環境的變化還是悄悄滲透進校園。

 

改制初期,學校尚未準備就緒,男廁、男宿舍均為臨時搭建,引起學生強烈不滿,男生的反彈很大。這也令 許多 老師感慨:「男生比較皮,不用功,不聽話!」另一方面,學姊對學弟照顧有加,也使校園內出現許多姐弟戀。師專第二屆畢業的校友劉兆文(曾任政大實小校長),對當時的學校風氣有相當直率的批評。他回憶,在他入學期間,整個學校風氣開始轉壞。考試作弊,不復榮譽制;路不拾遺風氣消失;也不再看到學生早上在校園背書。好的傳統漸漸流失了,但舊的包袱卻依然留下:母親四十年代在女師讀的東西,與他在七十年代讀的竟然一樣;他批評校政,也一度引起校方不滿。不過,四年級時他遇到一些很好的老師,下課抱書追老師問問題,週末到老師家從早泡到晚,師生關係親如父子,使他感到十分幸福。他在校期間,創辦「鵝湖教育學術研究社」與「鳴鐸教育服務團」,研究學問,關懷社會,勇於創造,因為「年輕人甘於現狀是一種墮落」!

 

1984孫沛德校長任期屆滿,陳榮華接任校長,女校長時代暫告一段落。陳校長時代研擬改制師院,嘗試在國小教學需求、大學生求知需求、教師學術專業之間求取平衡。他也努力提高師資(其時博士師資僅佔5%2005年博士師資則佔72%),尋找新校地(本校與北一女互相覬覦對方校地;景美中國工商專校附近多為墳墓,坡度過大,不宜使用),並擴建新校舍(籌建勤樸樓)。兩年後毛連塭校長接任(1986-1994),終於在1987年完成升格。

       

 

9.            台北市立師範學院(1987-2005)

 

 

本升格為獨立學院後,招收高中畢業生。最初所設七系是:初等教育,語文教育,社會教育,數學教育,特殊教育,音樂教育。隨著學校升格,教育方式亦由軍事管理逐漸轉為自由放任,與一般大學看齊。早期還有每週一次在全校升旗時抽籤講故事,後來連升旗典禮亦取消,更不用說制服、門禁、早晚點名……。

 

1995年本校歡慶創校一百週年,也出現了第一位教職員普選產生的校長──林永喜校長(1995-1998) 巧合的是,前一年「師資培育法」通過,預示了本校將面臨再度轉型。據幼教系蕭美華老師回憶,1996年起本校發生重大變化:入學錄取分數往下掉;學生來源由中南部、鄉下地區轉為北部都會區;宿舍噪音增加(以前沒有電腦,沒有冷氣,又有門禁,十點就關燈);許多擅於教學的老師退休,師資由學歷較高、較重研究的老師補充;學生價值觀改變,物質充裕而缺乏目標。體育系王富雄教授(現任主秘)則認為,女師、師專時期教育目標明確,學生以任教小學為職志,全心學習包班教學之各種基本能力。改制師院之後,各科系的專業要求未必能配合小學教學需求,學生難以在其中找到平衡,往往失去了對教育工作的使命感,素質下降。不過,林永喜校長認為,提升專業素養是師資培育必然的趨勢,學風日漸開放也是可喜的現象。重要的是:學生要不斷自我精進、追求成長,即使不擔任教育工作,也能成為國家的棟樑之才。

 

眼見師資培育法通過,師資不再由師範院校壟斷,各師範院校都面臨轉型壓力。從吳清山校長任內(1999-2002)開始,本校即開始尋找可能的出路,例如加入師範院校聯合系統、或改制為國立大學,但都沒有成功。隨著少子化加劇師培生就業危機,流浪教師問題在2004年嚴重爆發,教育部才強力要求各校師培生減半,轉型為一般大學,並與附近學校合併。在鄧國雄校長主持下(2002-2005),本校目標為與台北體育學院合併,但對方不樂意;在校內整併部份系所,也引起相當爭議,轉型工作之艱鉅可見一斑。

 

10.        台北市立教育大學(2005-  )

 

 

2005年本校改制為教育大學,由劉源俊校長接掌校務。改制之後,設教育學院、人文藝術學院、理學院,師培生也從此減半。維持本校傳統師資培育優勢,並注入博雅教育內涵,成為全校師生戮力以赴的目標。

 

五.從「過去」,看見「現在」與「未來」

 

 

1.三個世紀的浮沈

 

        從上面的回顧可以看出,本校成立111年以來,歷經十一次的校名改變,和至少三個階段的起伏(1.國語學校北師時期,2.女師女師專時期,3.師專師院教大時期)。相較於前二個階段之輝煌歷史,目前這個階段顯得黯淡許多。

 

2.興衰原因

 

本校前二個階段的成功,應歸諸於日本及國民黨政權認識到師範教育型塑國民、社會之重要性,因之願意投入相當資源在師資培育上,使本校可以吸引傑出老師任教,也吸引優秀學生就讀。在校時學生受到強大的紀律要求,但日久外鑠他律轉為內發自律,學生以高標準自我要求,發展出刻苦耐勞、追求完美的性格。另一方面, 許多 老師對學生充滿關愛、全心投入,他們對教育的使命感激勵了下一代,使學生畢業後也以服務人群、完成大我為終身職志。但不可否認的,政治力的介入也造成某種思想上的箝制,使本校校風趨於保守封閉、威權性格濃厚。

 

而後一階段的沒落原因在於:政治力減少干預之後,本校一仍舊貫,以致於在教改風潮中處於被動守勢,成為被改革的對象。此外,小學師資包班全才的要求,與大學科系特殊專業訓練發生衝突,對本校造成嚴重挑戰。另一方面,解嚴前後社會開放,甚至有往下沈淪的趨勢,本校原有「公誠勤樸」、服務人群的校風也被社會風氣所侵蝕。我們終於不再以軍事化方式管理學生,但是並未真正激發學生的創意和獨立思考能力。 於是,舊時代的美德消失了,舊時代的缺憾卻留下來了,以致本校在面對時代巨變時,進退失據。

 

3. 先天限制與眼前危機

 

本校有其先天限制:它位於博愛特區,校地狹小、難以擴充;目前雖有「大直校區」的規劃,但是緩不濟急。再者,它隸屬於台北市,缺乏「國立」招牌的吸引力,要和他校競爭,的確有其先天的不足。本校學生大多有中上素質,善良純樸、潛力頗佳,但是受限於校園小、彼此同質性高,普遍有視野狹隘、畫地自限、自信薄弱、欠缺獨立思考能力的缺憾。

 

我們眼前的危機是:「師資培育法」打破師範體系對師資培育的壟斷,也強迫各師院系統轉型、與眾多大學競爭。「少子化」的浪潮又一波波襲來,隨著小學、國中、高中各校面臨關閉、合併危機,受到威脅的不只是師範體系學校,而是所有大學。本校面對的挑戰,已經不只是如何「振衰起敝」,而是如何「救亡圖存」了!

 

4. 轉型教大,繼往開來

 

        重新定位為一所「重視師資教育的文理科大學」之後,本校在以下各方面努力繼往開來,承先啟後:

──提供「卓越師資培育獎學金」,以每個月八千元獎學金,吸引優秀學生投入教育行列。

──整修校史室,進行口述歷史,匯集校內台北城牆石,改編鄧雨賢「四月望雨」名作,展出日治時期畫家校友作品,以彰顯校史。

──釐訂學校識別系統,確定校徽、校名標準字體,以校歌為上下課鐘聲,恢復升降旗儀式,開學典禮時舉行孔子誕辰紀念會。

 

──籌建大直新校區,促進數理、科技系所與周邊豐富資源密切合作。

──調整、增設系所,新設心理與諮商、社會暨公共事務、資訊科學、體育等學系。

──系所整併更名,原有語教、科教、音教、美教等系,改名為中國語文、自然科學、音樂、視覺藝術等學系。

──設立兒童發展、溝通障礙、藝術治療、科學教育、華語文教學、數位學習等跨領域碩士學位學程。

──修訂規章,激勵教師教學與研究並重。

──爭取經費,強化數位學習與博雅領域人才培育。

──設立通識教育委員會,規劃、評估全校通識課程。

──會考檢定,提升學生國、英語文及資訊能力。

──善用遠距教學,與日本京都大學、英國格拉斯哥大學共同開授國際化課程。

 

──辦理國際學術研討會與大師營,鼓勵學生到法國、美國、加拿大等國遊學、演出、進修。[24]

 

 

5. 化劣勢為優勢

 

        在精實改善學校體質的同時,本校還努力型塑與眾不同的特色。除了悠久而輝煌的歷史之外,本校真正的優勢,正在於大家所公認的「劣勢」上---它位於博愛特區,又隸屬於台北市。正因為位於博愛特區,最接近全國政經樞紐,所以可以將此精華資源納入學習範疇中,讓學生大開眼界,感受中央政府的呼吸與脈動。而隸屬於台北市,則可以利用首善之區的行政網絡,讓學生接觸公部門各個領域,了解市政運作、服務社群,也及早探索個人就業方向。這兩項優勢,可以說是全國獨一無二,再也沒有別的學校可以望其項背!若能善用二者,我們可以轉守為攻,培養新一代積極進取、敬業樂群的學生,改正既有的缺點,而繼承往昔優良的傳統。

 

6. 對未來方向的建議:

 

  a.「博愛特區學習網」

 

i. 各系就性質所近,將參訪博愛特區內各政府機關、私人機構納入課程當中。如:

中文系:重慶南路書店街、明星咖啡(作家流連地)、中國時報、西門町、紅樓劇場、牯嶺街小劇場、國語日報、電影資料館

 

社教系:總統府、二二八公園、二二八紀念館、台北賓館、中山堂、中正紀念堂、歷史博物館、文建會、國防部史政編譯館、蒙藏委員會、台灣菸酒公司(原公賣局)、台北各城門、濟南教會、國父史蹟紀念館、城隍廟、寶藏巖

 

音教系:國家戲劇院、國家音樂廳、中山堂、中國音樂書房

 

美教系:藝術教育館、歷史博物館、中華工藝館、文化總會、華山藝文特區、國北教大藝文中心、楊英風美術館、鴻禧美術館

 

英教系:外交部、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僑委會、美國文化中心、新聞局國際新聞處、西門町、佳音美語、科見美語

 

公共系:總統府、行政院、立法院、監察院、財政部、經濟部、中央銀行、台灣銀行、司法院、最高法院、高等法院、台北地方法院、中央選舉委員會、台大法學院暨社會科學院、中正區行政中心、勞保局、民進黨總部、警察廣播電台

 

 

ii. 其他可能進行方式:

¨         舉辦「博愛特區生活地圖比賽」,鼓勵學生組隊參加。觀察重點可放在歷史、藝術、自然、政府機關、宗教、媒體、學校、美食、娛樂、購物……上(地圖可以立體或平面、手繪或電腦製作……等多采多姿方式呈現,每一地圖表現一項重點,並附帶說明訪查所見所聞)。

¨         在新生訓練、系週會時,邀請文史學者、機關首長來校演講,介紹博愛特區之學習資源。

¨         發行學習護照,要求每個學生在大一、大二期間利用若干最重要之機構(自行前往或隨班前往),如:在國家音樂廳、國家戲劇院、中山堂看過表演(與各表演場所合作,提供廉價學生票),到國家圖書館找過資料,到立法院旁聽過質詢,參觀過各級法院、參加過植物園解說活動,參觀過歷史博物館展覽……等等)。

¨         鼓勵學生週末到中正紀念堂廣場、二二八公園音樂台、火車站地下街、西門町、牯嶺街藝術市集……做社團表演或其他才藝演出,讓市民認識本校學生。

¨         鼓勵學生在各機構服務學習,或擔任工讀生。

 

  b.「台北公益建教網」

 

     i. 各系就性質所近,與台北市政府各單位建立建教合作關係,提供學生實習機會。如:

教育系:台北市各中小學、台北市教師研習中心(教育局管轄)、台北市兒童育樂中心(教育局管轄)、兒童福利服務中心(社會局管轄)、

 

特教系:台北市身心障礙福利會館(社會局管轄)、台北市特殊教育資源中心、台北市立特殊學校(啟明、啟聰、啟智、文山)、早期療育綜合服務中心(社會局管轄)

 

幼教系:市立教大附幼、各市立托兒所(社會局管轄)、兒童托育資源中心(社會局管轄)、市立南海實驗幼稚園(教育局管轄)

 

心理與諮商系: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原名市立療養院,以治療精神科疾病為主)

 

ii. 本校經費為台北市所支持,理應與各NPO(非營利組織)合作,以更多公益服務,爭取市民認同。鼓勵志工精神,「在別人的需要中,看到自己的責任」,以所學服務社區,也增加未來就業機會。

A. 可建立合作關係的NPO

慈濟功德會、勵馨基金會(援助弱勢少女)、主婦聯盟、崔媽媽基金會、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總部、荒野保護協會、蠻野心足生態協會、各社區大學……

 

B. 可能之運用方式:

¨         參與青輔會之「NPO議題通識課程化」計畫,鼓勵學生擔任教育、文化、社區志工。

¨         鼓勵各系所認養中正、萬華區弱勢小學,提供補救教學、作文指導。

¨         鼓勵校內社團(如慈青社)服務中正、萬華區弱勢民眾。

¨         鼓勵系學會內設置公益連絡組;各系辦系週時,加入對社區服務的項目。

 

 

當然,這只是各種可能性中的一種。

 

六.總而言之──

 

 

「所過者化,所存者神」。繼往才能開來,承先乃能啟後。然而,過去與未來的銜接,不是墨守成規、照單全收,而是通過反省,創造性地轉化,才能使老幹開出新枝。

 

 

「不信青春喚不回,不容青史竟成灰」。

 

讓我們為所有曾在這個校園認真活過的人大聲鼓掌,也讓我們繼續努力,預約這所學校的下一個一百年!

 

 

 

                                                         2007/5/4

 

                                                         2007/5/20

 

                                                         2008/2/5

 



[1] 吳濁流,《無花果》(台北:草根,1995),頁29-43;吳濁流,《台灣連翹》,鍾肇政譯(台北:前衛,1994),頁33。二書中提及之「至寶田」,應做「志保田(鉎吉)」。

[2] 朱昭陽口述,吳君瑩記錄,林忠勝撰述,《朱昭陽回憶錄》(台北:前衛,1994),頁8-12

[3] 《朱昭陽回憶錄》,頁13-1426

 

[4] 李筱峰,《台灣革命僧──林秋梧》(台北:望春風,2004),頁33-34

[5] 陳正治,〈本校的國師時期〉,收於:《春風化雨100年──台北市立師範學院建校百週年紀念專刊》(台北:台北市立師範學院,1995),頁191-192

[6] 轉引自:《台灣革命僧──林秋梧》,頁36

[7] 此一名單,參見:葉榮鐘,《台灣民族運動史》(台北:學海,1979),頁290-292

 

[8] 李筱峰,〈日治時代台北師範的學生運動〉,收於:《校史論壇手冊》(台北: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學所,2007),頁36-38

[9] 謝里法,《台灣美術運動史》(台北:藝術家出版社,1992),頁69-70

 

[10] 白雪蘭,〈春風化雨是師恩──石川弟子敘述二三事〉,《石川欽一郎師生作品展》(台北:台北市立美術館,1986),頁16-17

 

[11] 郭秋麟校友口述,李淑珍採訪,20064 17日。

[12] 徐端妹,〈過渡時期的回顧〉,收於:《春風化雨100年》,頁221-222。黃金桂校友口述,李淑珍採訪,2006 4 17日。

[13] 陳正治,〈本校的國師時期〉,頁189

[14] 鹽澤亮,《雙冬疏散學園繪卷》,黃金桂、徐稚琳等譯。台北:台北市立師範學院,2005

[15] 丁淑卿(嶺月),〈一生的驕傲──台北女師出身〉,《春風化雨100年》,頁225

[16] 丁淑卿,〈一生的驕傲──台北女師出身〉,《春風化雨100年》,頁226

 

[17] 以上鄭美俐、陳巧雲、金梅仙等校友之口述回憶,發表於「創校111週年校友暨教職員生座談會」,200612 15日。

[18] 何清吟,〈校庭中那棵菩提樹〉,《春風化雨100年》,頁171。丁原基,〈師校三年──憶熊芷校長〉,《春風化雨100年》,頁240-241

[19] 林永喜校長口述,2007423

 

[20] 孫沛德,〈成長的歲月〉,《春風化雨100年》,頁154-156

 

[21] 林永喜校長口述,2007 4 23日。

 

[22] 劉文六,〈憶紅樓二三事〉,《春風化雨100年》,頁181

[23] 孫沛德,〈成長的歲月〉,《春風化雨100年》,頁156-157

 

 

[24] 張金年(台北市立教育大學秘書室),〈台北市立教育大學轉型發展具體做法〉(2006/5/24),〈2007台北市政府教育局簡介──高等教育〉(2007/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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